南唐(公元937年—公元975年),是五代十国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传三世一帝二主,享国三十八年。
南吴天祚元年(公元935年),吴帝杨溥加封徐知为齐王,将升州、润州、宣州、池州市、常州、等十州划分给他,天三年(公元937年)十月,徐知诰废掉杨溥,自立为帝,建立大齐政权。昇元三年(公元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自称是李纯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李昪在位期间重用人才、整顿吏治,实行息兵养民的政策,使南唐的政权和社会生产得到巩固和发展。升元七年(公元943年)李昪去世,其子齐王李璟继位。李璟即位后,出兵先后灭闽国和南楚,拓宽了南唐的国土面积,但耗虚了府库,于是李璟采用李德明的建议,广置屯田解决军粮问题,同时采取加重赋税、徭役,改革币制的措施缓解经济压力,使社会矛盾加剧。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后周世宗南征南唐,南唐屡战屡败,中兴元年(公元958年)李璟去帝号,改称国主,并向后周称臣。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煜即位后,用限制土地兼并、设立“澄心堂制度”、建立“光政殿制度”等措施改革弊政。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李煜去除“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宋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军攻占金陵(今江苏南京),后主李煜出降,南唐覆灭。
南唐偏安于淮河以南,疆域最广时至贵州省东部;人口最盛时为五百万左右。南唐中央官制、军制多承唐制,律法上用《升元删定条》三十卷;地方上沿袭唐制以州、县为行政区划单位;教育上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南唐在外交上与周边国家时战时和,元宗李璟、后主李煜先后向后周、北宋称臣。南唐经济文化繁荣,经济上农业、工业、商业均有发展;文化上重视教育,注重提拔人才,在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发展迅速,学者邹劲风认为这些为后来北宋的经济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升元元年(公元937年),李昪代吴称帝,国号“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号江宁府,改年昪元。次年,徐知诰改姓名为李昪,以扬州府为东都,李昇自称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故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中兴元年(公元958年),李璟去皇帝尊号,称唐国主;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李煜去“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
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吴太祖杨行密攻打州,将李昪(当时叫彭奴)收为养子,杨行密将李昪交给徐温抚养,取名李昪。天五年(908年),徐温与张颢发动兵变,从弘农王杨渥手中夺得兵权,,随即徐温派钟章杀张,以左右牙都指挥使独掌杨吴军政大权。天祐九年(公元912年),徐温升任行军司马、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平章事。天祐十二年(公元915年),徐温被任命为两浙都招讨使,出镇镇江市(今江苏镇江),统辖升州、润州、常州、宣城市、歙州、池州市(今安徽贵池),留其子徐知训留在扬州市(今江苏扬州)辅理朝政。天祐十五年(公元918年),徐知训被大将朱谨所杀,李昪从润州到广陵平乱,任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从而控制了南吴朝政。
杨吴武义元年(公元919年),杨隆演登基为吴王国国王,改年号武义,任命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遥兼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团练使。顺义元年(公元921年),吴王杨溥升任徐知诰为同章平事,遥领江州观察使,不久,在江州设奉化军,命徐知诰遥兼节度使。
顺义七年(公元927年),东海郡王徐温逝世后不久,南吴王国国王杨溥号称帝,改元乾贞,加授李昪为太尉、中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浔阳公,又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元932年),杨溥任徐知诰为金陵尹,其子李璟(李璟)为司徒,次年,封徐知诰为驺摇。
天祚元年(公元935年),杨吴加封徐知诰为尚父、太师、丞相、大元帅、晋封齐王,并将升州、润州等十州之地作为齐王采邑,另建齐国。徐知诰推掉尚父、丞相之职,并在次年开设大元帅府,设置官员分别主持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盐铁事务。这时,闽国、南汉等首都遣使者前来,劝李昪称帝。
天祚二年(公元936年)十一月八日,南吴帝杨溥下诏命齐王徐知诰设置文武百官,定金陵(江苏省南京市)为西都。次年徐知诰建立齐国,并任命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十月,徐知诰在金陵接受杨溥的禅让称帝,国号伪齐,改元昇元,并尊杨溥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追尊徐温为太祖、谥曰忠武皇帝。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西都,以广陵为东都。
升元三年(公元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昪,自称是李纯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又改国号为唐。他为李渊、李世民立庙,追尊父祖四代为皇帝,改奉徐温为义祖,并对徐氏子弟大加封赏,迁杨氏全族于润州丹阳宫软禁起来,后杀之。
李昪正式建国后在用人上,推行招贤纳能得政策;刑罚上,主张慎刑狱,除酷暴,下诏实施新法《昪元法令全书》;吏治上,重文轻武,整肃吏治;经济上,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改革税法,大力发展农业;外交上,主张息兵安境的睦邻方针。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南唐的政权和社会生产得到巩固和发展。
升元七年(公元943年)二月二十二日,李昪在升元殿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同年三月,齐王李璟继位。保大二年(公元944年)二月,闽国朱文进弑杀其君王延羲自立为君,其后王延羲弟弟王延政与朱文进互相征伐,闽国大乱,李璟趁机派查文徽及待诏臧循发兵攻打泽州,次年,南唐联合王延政击败并杀死朱文进等人。保大四年(公元946年)八月,查文徽攻克闽国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战败,闽国灭亡,李璟分出延平、剑浦、富沙三县,设置南平市,并将王延政家族迁到金陵,任命王延政为羽林大将军。
保大八年(公元950年),南楚马希萼弑杀其兄马希广后自立为君,次年秋,楚人囚禁马希萼于衡山,立其弟马希崇,南楚大乱。李璟派信州刺史边镐攻打南楚,攻破南楚都城潭州(今湖南长沙),南楚灭亡。南楚灭亡后李璟将马氏一族迁到金陵,任马希萼为洪州节度使,马希崇为舒州节度使,但不久南楚复乱,南唐未能巩固所占之楚地。两年后,李璟分出洪州高安、清江、万载、上高四县,设置筠州。
李璟伐闽伐楚,耗虚了府库,于是采用李德明的建议,从保大十年(公元952年)开始,在江淮一带广置屯田解决军粮问题,同时加重赋税、徭役,社会矛盾加剧。与此同时,李璟先后下令铸“唐国通宝”“大唐通宝”“永泉通货”等钱,民间盗铸屡禁不止,使南唐币制紊乱。
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十一月,柴荣拜李谷为行营都部署,南征南唐,李璟派刘彦贞、刘仁赡等人抵御周军,刘彦贞中计被周军打败。周世宗扎营在淝水背面并将浮桥迁至下蔡,李璟派林仁肇等争夺,但周军转而攻取滁州。李璟派泗州牙将王知郎到徐州向周世宗奉上书信表示愿意献出贡赋,并以兄长之礼侍奉,周世宗不答应。南唐东都副留守冯延鲁、光州刺史张绍等四人弃城而逃,蕲州裨将李福杀刺史王承隽降周,李璟更加害怕,为避后周信祖(郭璟)讳主动改名为李景,然后派翰林学士钟谟、文理院学士李德明奉表向柴荣称臣,并进献犒劳周军的牛五百头、酒二千石、金银罗绮数千,请求割让寿、濠、泗、楚、光、海六州给周,以此来请求周世宗撤军,周世宗未答复,继续分兵攻下扬州、泰州。
次年三月,李璟再次派钟谟向周世宗进表表示将江北地区全部割让,周世宗同意。交泰元年(公元958年)正月,后周进攻楚州,南唐守将张彦卿、郑昭业坚守抵御,周军攻城四十天仍不能破城,周世宗亲自督军破城后,城内百姓遭到屠杀。接着周军由攻取海州、泰州市等四州,李璟派陈觉奉表后周,请求传位给他的长子李弘冀而听命后周。陈觉奉命出使途中看到后周水师雄壮,于是表示愿意回国取李璟的国书,依约将江北各州全部奉上。柴荣同意,李璟上表称唐国主,使用后周年号。周世宗依唐朝回复回鹘可汗的礼制回复“皇帝恭问江南国主”。自此,后周与南唐以长江为界,江北之地尽归后周。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九月,太子李弘翼去世,李璟封六子李煜(初名李从嘉)为吴王,居住东宫,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建南都。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迁都南昌市,封李煜为太子监国,留守金陵(今南京),不久又筹划迁回金陵,还未启程就生病,同年六月二十八日病逝于长春殿,时年四十六岁。太子李煜继位,派使入朝,向赵匡胤请求恢复李璟德皇帝名号,宋太祖同意,李从嘉为李璟上谥号“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葬于顺陵(今江苏省江宁区)。
李煜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弊政,如在经济上,李煜罢去了李璟时设置的屯田史,将屯田租佃于农民,并限制土地兼并;在加强中央集权上,设立了“澄心堂制度”,分散相权,同时继续列祖以来抑制藩镇的政策,多用文士担任地方长官,在州郡置官专掌财权,将军权与财权分割;在刑罚方面,采取了省刑恤罚的政策;在文化上,推行儒学,重视科举。此外,为了便于及时处理政务和突发事件,他还建立了“光政殿制度”,即宫廷值宿制度,大臣轮值可以随时召见。外交上,李煜多次派中书侍郎冯延鲁、户部侍郎韩熙载等人入贡北宋,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七月,李煜奉诏入开封市面见赵匡胤,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请求罢除诏书的不名之礼,改为直呼其姓名,宋太祖未同意。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李煜恐慌,请求去“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并派遣其弟李从善入宋朝贡,再次上表请求罢除诏书不名的礼遇,宋太祖同意李煜的请求,但扣留了李从善。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将下“诏”改为“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翰林改为文馆,枢密院改为光政院;降诸“王”为“公”,避讳宋朝,以示尊崇。赵匡胤晋封李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并赏赐他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派遣户部尚书冯延鲁为李从善受封入京答谢,冯延鲁因病未朝见宋太祖返回金陵。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夏,李煜上表表示愿意接受北宋册封爵位,宋太祖未同意。次年九月,赵匡以李煜拒命不朝为由,发兵10余万三路并进进攻南唐,李煜过于依赖长江天险,失去在宋军渡江之时反击的最佳机会,十月,宋军顺利渡过长江,采石、秦淮河、皖口三战,南唐屡战屡败,在长江中游的精锐兵力全部丧失。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三月,宋军攻至金陵城下,后主急召军队救援金陵,十月,由江西省赶往金陵的朱令赟率领的15万水军在湖口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率大军攻城,二十七日,宋军破城,守将呙彦、马承信、马承俊等力战而死,右内史侍郎陈乔自缢,李煜奉表投降,至此南唐亡国,国祚38年。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正月,赵匡胤封李煜为违命侯,同年赵光义即位,改封李煜为陇西公。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初七(公元978年8月13日),李煜死于洛阳市,时年四十二岁。北宋赠其为“太师”,追封为“吴王”,葬洛阳北邙山。
南唐疆域的变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南唐昇元元年(公元937年)至保大三年(公元945年),南唐大体保持了杨吴的疆域。其北面、西北面与中原政权以淮河至大别山一线为界;西面与楚相隔,长江沿岸有蕲州镇、黄州府和鄂州市;南面隔南岭与南汉分界,东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与闽国为邻;东面与东北面,在苏州市、无锡一带与吴越国相望。第二阶段,元宗李璟伐闽之后,得到闽国的部分领土,即今福建省境内建、汀、泉、漳诸州归附南唐,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灭楚后,疆土扩大到今湖南省和贵州省东部,但次年即被逐回;第三阶段,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南唐在淮南败给后周,李璟献上长江以北十四州给后周,南唐的疆域缩减到只剩下长江以南地区。
南唐建国时承继吴国之旧,共有28州,新置泰、筠二州,共30州,攻灭闽、楚之后,得14州,又复置剑州,共计45州。由于湖南9州及福州市得而复失,南唐实际拥有35州。其中泉、南二州先后北留从效、陈洪占据,处于半独立状态,南唐真正能通达政令的只有33州。南唐献给后周江北14州之后,只剩下江南21州(除去泉、南二州,只剩19州)。
此外,南唐先后在天水、南城设置过建武军,入宋后改为建昌军;在江阴设置江阴军,在当塗设置雄远军,入宋后改为平南军。
南唐实行复都制,南唐前期以金陵(之前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为西都,扬州市(也称江都府,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为东都。其中西都金陵为朝廷所在地,东都为陪都,陪都承袭唐朝的旧制度,设有留司,或曰留台,留台的长官为留守。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李璟割让包括东都扬州在内的江北十二州给后周后,南唐前期的两都制就不存在了。同年,李璟升洪州为南昌府,建南都。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迁都南昌市,封李煜为太子监国,留守金陵,此时南唐的复都制从“西都金陵府·东都江都府”变成了“西都金陵府·南都南昌府”。李煜即位后,将首都迁回金陵,南昌府依然为南都,这样的两都制一直延续至政权的终结。
南唐作为十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人口大约有五百万,按照南晚唐记载和统计计算,后主李煜时期全国19州3军108县为655065户,人口大概为三四百万。
南唐时期,其境内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江南丘陵在唐末受战争的波及较少,到了杨吴及南唐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快。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当地人口的增多,从州县设置的变化可以看出南唐时江南地区人口的增长情况:
本表来源:《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元和郡县志》中缺淮南诸县户口统计资料,故本表淮南诸州唐朝户口数以开元统计数代替,并加以括号以示差别。
南唐以继承唐王朝为口号,国家制度相对完备,在政治上,南唐的官制、科举、礼乐、衣冠基本承唐制。与唐朝不同的是,南唐设有勤政殿学士、文理院学士、光政殿学士承旨,掌咨政顾问;直宣政院,掌机密;清辉殿学士、直学士,负责审阅各种章奏;内苑设澄心堂承旨,在南唐末年,澄心堂承旨一度负责起草诏旨,发布命令。
南唐的中枢决策权有别于当时的中原王朝。李昪在位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仍沿袭唐朝旧制度,中书门下虽然为中枢决策机关,但决策权始终在皇帝手中,皇帝直接控制三省事务。李昪着力遏制相权,采取的措施是多用“儒者”为相,并且分散相权,如南唐初年,宋齐丘任丞相,但李昪不允许他参与政事,同时将中书、门下两省的事多交给给事、舍人;为了削弱相权,他命儿子李璟为兵马大元帅,三省事由李璟参与决策,更多时候,李昪是亲自裁决庶务。
元宗李璟即位初期继续李昪时期的成策,政事多亲自裁决。后设宣政院,掌机密;枢密院脱离中书省,掌兵籍,李璟即位之初枢密院的权力受到抑制,后战事增多,枢密院的权力膨胀,逐渐成为南唐的中枢决策机构。
后主李煜时期决策权仍主要归枢密院,宰相权力不大。后主十二年(公元972年)二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枢密院改为光政院,枢密使改称光政使,不久后,李煜又设澄心堂,中枢决策权转移到澄心堂。
同时,李昪即位后立下法度,不以外戚辅政,宦官不得参与政事。李昪对宦官严加管控,如李昪曾派宦官去庐山祭祀,宦官回来后谎称自己节俭,李昪立即揭穿他有买肉鱼的记录。南唐三代君王以抑制宦官为世训,宦官势力未对南唐国政造成影响。外戚干政是封建政治难以避免的弊端之一,李昪秉承国家大事,女子不能干预的主张,抑制因为嫔妃得宠外戚干政的现象发生。终南唐之世,外戚未能在朝廷中取得显赫地位。
南唐的地方行政建制基本沿袭唐朝旧制,州、县是主要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南唐以州领县,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县以下还设有场、镇、乡等小行政区划单位。另外,南唐沿用唐制,设立监,以管理盐铁务。如泰州海陵监管理盐务,饶州平监主管铸钱。同时,南唐仍采用节度使制,节度使兼任其节镇所在州长官,且管辖数州军、政,权力大于一般州长官。
崇文抑武成为南唐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李昪即位后,广用儒吏,武人在南唐政治中的影响被限制到最低程度,李璟、李煜同样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如李煜时期多用文士担任地方长官,在州郡置官专掌财权,将军权与财权分割。
李昪即位后,便大刀阔斧地进行立法活动。首先,吴天祚二年(昇元元年,937年),“诏狱讼未经本处立决者,毋得诣圈诉,丁丑改辞状司为清讼院”,“辞状司”的改名反映了这时候的南唐社会诉讼案件的繁多,同时也表明李昪对诉讼案件的重视。升元三年(939年)七月丙午,“命有司作《升元格》与吴令并行”,《升元格》的颁行,说明李昪对格的重视。格是依据旧制拟定的法律文本。三年之后,升元六年秋(942)九月庚寅,南唐“颁布《升元删定条》共三十卷。
南唐仿唐制,亦有十六卫的设置(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等官。除金吾卫负有京师巡警之责外,其他诸卫皆不统兵,其官员用于安置勋臣或作武官的迁转之资。十六卫官员不全置,因需设官,因人设官。
南唐在李昪统治初期置有诸道兵马副元帅、判六军诸卫事,为最高军事统帅。李璟即位后,置诸兵马元帅、副元帅。全国军队的调遣权在枢密院,南唐任枢密使的多为文人,但是兵权在禁军和地方将帅手中。
南唐禁军包括六军和侍卫诸军两个系统。南唐的侍卫军由于马军军力不强,所以没有侍卫马、步兵之分,统称为侍卫诸军。其中六军为:神武、龙武、天威、雄武、神卫、龙卫。六军之外的禁军为侍卫诸军,即卫圣、宣威、殿直、龙骧、神威、龙翔、静江等军,其中龙卫、龙骧分别为六军和侍卫诸军的马前部队。
六军各置统军、副统军、都虞侯等军职。六军统军一般由功勋之臣担任,多兼任节度使,有的还兼任中书令等官。六军各分左右军,也称左右厢,各置都指挥使为统兵将领。除此之位,称都指挥使的还有南唐侍卫诸军的统帅,在其下置都虞侯为副职;节度使之下的统兵将领也称都指挥使。南唐侍卫诸军系统的各军又左宣威统军、左殿直统军、右卫圣统军等名号,到后主时期,才有都指挥使的名号,在其下设都虞侯、指挥使等军职。
南唐禁军除了驻扎在京师外,还会屯驻在军事要地,其中作战主要依靠六军部队,如龙武、天威、雄武、神卫等,尤其是神武军,常在战场上出现,如在与后周、北宋的战争中,神武军都是作为主力参战;侍卫诸军偶尔参加战争或屯驻地方,他们的主要职责宿卫京师和宫廷。
南唐各州郡也有兵,分由诸州刺史或都指挥使统率。南唐没有方镇军队,节度使统帅的地方军队也是州郡之兵。乡兵由地方招募用于自卫乡里,他们平时训练,并编制为伍,在外敌入侵时相结御敌,发挥了地方军队的作用,成了正规官军的补充力量和后备兵员,有些乡兵发展成为州郡之兵。
地方上州的统兵将领称节度使,方镇在节度使之下的统兵将领称都指挥使,在各军都指挥使之上置马步军都指挥使一人,或称内外军都指挥使,地位仅次于节度使。南唐地方上之置都指挥使一人为统兵将领,不设节度使的州郡,军队多由刺史统辖,重要州郡置有防御使为军事长官,地位略高于刺史。南唐乡兵之制广泛,设置团练使,或由刺史兼任,为州郡统兵将领,也称州将。
南唐主要采取的是募兵制,招募来的兵士,脱离社会生产,逐渐成为职业军人。如《南唐书》中就有记载从烈祖李昪开始就规定百姓有产缗二千以上的,出一兵卒为义军;分家后再出一男,号新拟生军;百姓有新置物产的,再出一男,号新拟军;家有三男的抽一男为围军,后改为拔山军。元宗李璟保大年间,朝廷将龙舟舵手编为凌波军;民间佣人奴仆、赘婿编为义勇军;市井无赖、亡命之徒编为自在军;平民百姓编为排门军。除了募兵制还有征兵制,即战事紧张时强行征伐境内农民为兵。
李昪李昪在位时,南唐与吴越为友好的邻邦。昇元六年(公元942年),吴越国火灾,李昪慰问并支援他们相应的物质。李璟即位后,南唐与吴越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常有战事发生,李煜即位后,两国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但后来在北宋攻南唐时,吴越国与宋协同作战,联合攻入金陵使南唐亡国。
辽朝为了得到南方的丝织品及茶叶、药品、珠贝等物产,与江淮政权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南唐政权也有意加强这种联系。李昪得国后,采用宋齐丘得建议,通过海路与契丹取得联系,并赠之以美女、珍玩,契丹主亦遣使报聘,双方往来不绝。南唐与契丹之间的关系,既非文德所服,亦非真正的同盟,但李昪表面上始终维持着和契丹的友好关系,这样能让后晋有所忌惮。李璟即位后,也常派使节由海路北上希望跟契丹建立邦交,打算跟契丹合作共同夺取中原,但两国有互赠礼物,但是并未真正结成联盟。
南唐保大九年(公元951年),郭威建立后周,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后周逐渐强大,而此时的南唐陷入闽楚战争,国力将要耗尽之时。保大十二年(公元954年)柴荣继位后开始进行统一天下的大计,从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开始,柴荣开始讨伐南唐,一共三次攻伐,南唐屡战屡败。李璟削帝号,自称国主,向周称臣。
李璟在位时,赵匡胤兵变称帝,南唐与北宋延续之前南唐与后周的臣属关系。李煜继位后,对宋更加谦恭,同时,每年派人向北宋进贡,甚至一年之中数次进贡。每次会见北宋使者都换龙袍为紫袍(北宋官服),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李煜下令去除“唐”国号,改称江南国主;次年,又下令贬损仪制,撤去金陵台殿鸱吻,并先后多次上表宋廷,请求直呼其名,以示尊奉宋朝。
李昪的对外政策是以息兵为主,他在位之时,与周边马楚、南汉、闽国等国友好来往,昇元四年(公元940年)南唐东南面的闽国王延政、王曦两兄弟开战,李昪派去使节调解,二人暂时盟誓和解。李璟即位后,有定中原复旧都之意,对外政策主要是武力征伐掠夺,先后剿灭南汉张遇贤、灭闽国、重创南楚,外交关系变得紧张。
李昪受禅后,推行了一系列利于国家发展的经济政策。首先,李昪下诏采取优抚政策,吸引劳动力,使抛荒的土地重新得以开发种植;其次,为发展生产,南唐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并通过改革税赋使百姓的负担合理;第三,采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的举措;第四,减少各种徭役,节约民力财力,使百姓集中精力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三代君主能因地制宜发展国内经济,例如南唐长江以北是广阔的平原,这一带屡经过战火,农业短时时间难以恢复,但是有丰富的盐产,南唐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盐米政策,即江南民户缴纳稻米以换取江北食盐。
李昪即位后为加强国家的统治,下诏有愿意耕织的人,朝廷可授予田地任其耕种,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还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使南唐境内的土地得以开发利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李昪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采取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的举措,促进了南唐农业的发展。
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唐的稻米种植广泛,淮南、江南以及鄱阳湖畔、赣江流域及今抚河、信江流域,都是产米区。在稻米生产发展的同时,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小麦种植也比唐时普及,四川省许多平原、丘陵、山区种麦。由于南唐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后江淮地区成了中原的主要稻米供应地,到北宋时,其首都开封市每年都要从这里运去大批的米。史载:“江南平、岁漕米数百万石给京师,增广仓舍,命常参官掌其出纳,内侍副之。”米多得都要广增仓库,可见产量多。
在稻米种植的同时,南唐的经济作物生产也有较快的发展。南唐政府非常关心种桑,李昪在位时就下令对种桑多且品质优良的百姓给予一定的赏赐。在政府的鼓励下,南唐的桑叶生产有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南唐境内麻的种植也十分普遍。加上南唐改革税法,以税钱折绢帛而虚提绢帛价格,农民种桑的积极性更高,“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皇家仓库德昌宫。“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
除了桑麻,南唐茶叶种植也广泛。南唐的茶叶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其中“阳羡茶”为江淮名品。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泽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
南唐的纺织业,有民间作坊和官府作坊。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品质优良,如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除了民间作坊,官府里同样设有作坊,数量、品种也很多,国主赏赐常用丝帛,如“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李煜信佛,给很多寺院赠予大量丝帛,这都说明南唐丝织品富足。
淮南扬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唐朝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区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
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南唐的洪州盛产大木,为南唐造船业奠定了基础,南唐的战舰均为洪州所造。由于江西省盛产良材,故江州、饶州等地均有规模宏大的造船手工业工场,除此之外,扬州市也是南唐的重要造船基地,由于江南多水,各州县均能造船。如田额镇守宣城市时,本地船工不足,以厚利招上元(今南京市)冯宏铎船工为己造船。南唐大船可容千人,载重量增加,说明造船技术高。
南唐的制瓷业主要集中在江西,,今景德镇地区有多处五代十国窑址,主要是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湖田等窑。景德镇地区南唐时属饶州管辖,胜梅村窑是目前发现的南方地区烧过白瓷的最早窑址之一,此外还兼烧青瓷。湖田窑位于景德镇东南方的湖田村,窑场遗址与遗物堆积面积达40万平方米。该窑以及黄泥头窑均烧造白、青瓷器,景德镇出土的白瓷接近现代细瓷的水平,可见五代制瓷工艺水平高。
南唐的制茶业,无论产量还是工艺,都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供皇家和贵族使用的高级茶品。民间焙茶作坊就更多,有1000多处。由于制茶业发达,茶税成为南唐重要税收项目之一,并且是军费的重要来源。
南唐的手工业和其他各国相比,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用品的制造比较发达。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和南唐文化繁荣,教育事业发达有密切的关系。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砚,都有制作精良的产品涌出,如南唐造墨名家就有耿文寿、耿文政、盛通、盛真等,《十国春秋》还说,朱君德、柴、柴成务、李父远、张遇、陈赞等,皆善制墨,由于南唐制墨业兴盛,到后主时,置墨务官,统管此事。
南唐时的笔,以宣城市诸葛笔最为著名,一枝笔价值十金,“号为‘翘轩宝帚’,土人往往呼为‘宝帚’;南唐时的砚以李少微所造龙尾砚最为名贵,南唐曾在歙县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之给,号砚务官,为官造砚。”
南唐的造纸技术尤为高超,李煜还特地令四川省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此纸除了南唐君主使用外,也“供名人书画”,南唐大画家徐熙画花果,就“多在澄心堂纸上”。澄心堂纸品质好,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南唐文化发达,除了能生产名贵纸张外,日常使用的普通纸生产也很广泛。江、池、宣、歙、信等州都产纸,其中信州产的是藤纸。吴、南唐纸不仅产地分布广泛,而且质量也很佳。宋代科学家沈括曾在宣州宁国市发现吴国文书数十纸,“纸剳皆精善。”
商业市场发展:南唐金陵、扬州市、镇江市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如金陵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有银行,即金银器加工市场;有花行,即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润州紧邻长江,江边有市,如南唐有诗赞金山江面:“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南唐城市不仅城市商业繁荣,农村的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泰州市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市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从这里可以看出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
商人地位提升: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如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是政客又是富商。南唐的大商人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就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
新的消费阶层出现:南唐建都金陵,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多,经济实力雄厚,他们的生活状态影响城市的消费习惯,对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城市服务业兴起:随着城市的发展,建筑木工、道路河道保养人员、脚夫、船家等各行各业的人增多,城市聚集的人增多,酒楼增多,南唐讲究美食,如在金陵就有“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作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饺子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服务业细化,渗透的城市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活力,带动了城市的经济繁荣。
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 中主李璟“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南唐的宫廷之中也有照明用的“大宝珠”。
南唐货币有大齐通宝、保大元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开元通宝、永通泉货。李昪称帝,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南唐的“唐国通宝”有篆、隶、真三种字体。初铸时一千钱重三斤十二两,后减为一斤重。有大小两种,大的一当开元钱二,小的二当开元钱一。唐国通宝比唐开元钱整齐,传世的南唐“永通泉货”多。
南唐教育承袭唐朝遗风。其官学体系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以国子监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南唐中官学体系将六学二馆简省至仅余国子学,不再有天宝那样为区分等级而设的诸学,受其国家财力和实力所限,南唐不得不省去算、书、律诸学。南唐有两处国子学,一处在首都金陵的秦淮河畔,另一处就是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或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为南唐培养了大批人才。中主李璟、后主李煜身体力行,群臣效仿,在南唐国内形成了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尊重文人的好风气,和中原诸朝轻视文化,歧视文人的情况形成对比。
道教和佛教在南唐均有发展,尤其是佛教在南唐发展很快。唐朝自称老子的后裔,因此一向庇护道教;南唐自称李唐宗脉,对道教同样也倍加尊崇。李昪李昪崇尚道教,对佛教不甚热心;但当地土著人士多信奉佛教,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李昪对佛教也很宽容,在李昪执政期间,佛教未大规模的发展。到元宗李璟时期,佛、道两教均有迅速发展,佛教的发展超过道教。后主李煜时期,佛、道二教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佛教取代道教,成为统治者关注的中心。从烈祖时期的崇道容佛,到元宗时期的道佛并重,再到后主时期的佛教独尊,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宗教政策的变化同步发展,而宗教政策的变化又直接造成了宗教势力的变化,对南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南唐修史机构健全,在唐以前,史书多为私家著作,李世民时开始官修本国及前代史书。南唐继承这个制度,专设史馆,选拔优秀人才修史。如徐铉、高远、乔匡舜、潘佑等,都担任过史馆修撰。南唐官修史学著作丰富,如有高远、徐等修成的《吴录》20卷,尉迟枢的《中朝故事》3卷,程匡柔撰的《唐补记》3卷,记唐朝宣、懿、僖三朝事;郭昭庆撰《唐春秋》30卷;夏鹏、夏鸿撰《十三代史略》等。
南唐散文继承唐末纤丽的文风,代表人物有徐铉与韩熙载。如徐铉的《徐文公集》,其中收录的文章大多辞藻华美,讲究韵律对仗,失去了文言文雄浑、质朴的气势。南唐散文这种浮华的文风一直影响到宋初,直到欧阳修重振古文运动,文风才开始变化。
南唐文学以词的成就最大,对后世影响较大。南唐词人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在南唐词的发展才真正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无论形式、内容、艺术技巧均有突破,抒情词成为词的主流,以后主李煜为开端,王国维就说过:“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词这种新文学体裁至南唐及李煜时,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始争得了和诗歌一同发展的地位,在这之后,到宋代达到繁荣的阶段,成为标志这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学体裁。
唐末战乱音乐也随之衰落,很多乐曲与舞蹈渐至消亡。比如《霓裳羽衣》,到李煜时,皇后大周氏偶得残谱,恢复了这首名曲,此外,周娥皇还谱写了《邀醉舞破》《恨来迟破》等乐曲,流行于当时。除此之外,还有蔡翼、后主李煜等人谱写的《琴调》《小胡笳十九拍》《念家山破》等多种曲谱流传于世。南唐君臣中不少人通晓音律,如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徐铉、韩熙载、释应之等,《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有韩熙载亲自击鼓奏乐的场面。
南唐擅长书法的文人有很多,上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下至韩熙载、徐锴、潘佑、冯延巳等。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徐铉,宋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书法大家对他推崇备至。他最擅长小篆,与其弟徐铉并成为“二徐”。另外,后主李煜行书“作颠笔掺曲之状,遵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对当时及以后的书、画皆产生一定的影响。
南唐重视书画艺术,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凡进入画院的人分别授予不同的名位,有待诏、司艺、画学士、学生等类。当时有顾闳中,周文矩,徐熙,卫贤,王齐翰、董源、巨然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其中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
南唐服饰沿袭唐制,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 通过陶俑可以慨括南唐服饰的特点,南唐的服饰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方领长袍,右,衣袖宽大,内衬窄袖,胸前有下垂的长带,衣带宽大,广袖内露出窄袖;第二种圆领长袍,右衽,胸前有束带,腰下左右开衩,露出内衣的衣角和靴子的侧面;第三种战袍,全身披甲,流苏下垂,至脚部;第四种舞衣,分袒胸露腹的翻领舞衣与圆领舞衣两款,长不过膝,长衣袖,腰问有束带,腰下左右开衩,露出里面的内衣。帽子有六种:道冠帽、莲瓣帽、方形帽、头帽、风帽、甲胄帽。
南唐的城市商业繁荣,国境内的扬州、镇江市是繁荣的大都会,南唐人吴淑的《江淮异人录》中记载当时的南唐境内市集遍布,酒肆、店家众多,生意兴隆。经济繁荣使南唐声色犬马的消费者增多,艺伎队伍不断壮大,战乱使北方民众蜂拥南下,南唐的面点食品随之推陈出新,花样繁多,《江南馀载》中就有记载李昪饮食有“鹭饼、天喜饼、驼蹄、云雾饼等”。
南唐二陵是指李昪钦陵与李璟顺陵的合称,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宁区牛首山附近祖堂山南麓,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1950—1951 年由南京博物院进行考古发掘。二陵为砖石结构多墓室,东西并列,坐北朝南,相距50米。出土陶桶、陶兽、陶禽以及铜、铁、漆木器和玉衰册等文物640余件,其中出土基本完整可见的男女陶俑共190 件。
李昪的钦陵建于南唐保大元年(公元943年),全长21.48米、宽10.45米、高5.3米。陵墓上部为一直径30米、高约5米的圆形土墩。顺陵建于北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全长21.9米、宽10.12米、高5.42米。顺陵形制与钦陵相似,但规模较小,后室两侧较钦陵各少一个侧室。2010年底在南唐二陵西北侧发现地宫1座,据推断墓主极有可能为李煜的昭惠后周氏。
唐五代.澎湃.2023-12-24
【有春读史】末代帝王后主的悲与喜.江南时报网.2024-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