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公元192年—公元232年),字子建,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时魏国诗人、文学家,魏武帝曹操第三子,魏文帝曹丕之弟。
曹植幼年聪慧,下笔成章,受到父亲曹操的喜爱;早年随父亲征战四方,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受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改封为临淄侯。这一时期曹植与邺下文人诗词酬和,交往密切,写下了《公宴》《斗鸡诗》《侍太子坐》等宴游诗。曹操早年欲立曹植为世子,曹植却因受到哥哥曹丕的排挤陷害而逐渐失宠。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丕被曹操立为世子,而后下令诛杀过去曹植的支持者。政治环境变得险恶,曹植被迫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却难逃迫害。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植因事被贬为安乡侯,后又遭屡贬,先后迁封城王、雍丘王、东阿王。期间,曹植曾多次上表求用无果,苦闷之中作《赠白马王彪》《责躬》《七哀》《种葛篇》等名篇抒发感怀。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植逝世,卒谥“思”,故后世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曹植一生作品颇丰,后世辑有《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今已散佚。目前曹植的存世作品尚存诗歌八十余首,赋四十余篇,散文七十多篇。曹植的诗歌遣词精切、音节和谐,具有慷慨清新、刚健雄浑的审美特征,被誉为“建安风骨”,代表作有《白马篇》《七哀诗》;其赋和散文融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通俗易懂,感情浓厚,富于感染力,代表作有《洛神赋》《求自试表》等。曹植一生擅作五言诗,对五言诗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以其“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创作特征对后世诗风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曹植也是辞赋发展史上是继往开来的作家,其辞赋创作打破了两汉以来“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由描写宫廷林苑转向反映广阔的现实社会,为建安赋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曹植的辞赋注意骈俪对偶,对后世辞赋的骈俪化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曾著《辩道论》,驳斥神仙之书、道家之言,认为人之寿命长短、骨体强劣皆因其作为而异。曹植对桓谭相信“灾异变怪”而“畏天戒”的主张表示异议。
后世对曹植的文学成就也普遍认可。晋朝史学家陈寿评价曹植的文采丰富艳丽,作品足以流传后世;南朝文学评论家钟嵘将曹植之诗推为诗中上品;不过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却认为曹植的诗歌过分注重形式上的铺排,辞藻上的矫饰,没有什么真情实感与生气。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曹丕曹丕之弟,公元192年生于沛国谯郡(今亳州市)。曹植少有才学,十多岁的时候已能诵读诗歌、论文、辞赋数十万字,并且擅长作文。其父曹操读罢他的文章,曾问曹植之文是否为找人代写,曹植当即表示自己出口可以议论,下笔即能文章,曹操倘若不信可以考试。曹植本性追求简单方便,不注重威严的仪式,个人所用的车马服饰也不追求华贵。加上每次应对曹操的考试和提问,总能对答如流,因此特别受到曹操的宠爱。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消灭袁绍,攻下邺城遗址(今临漳县),从此以邺城作为据守,征讨四方。曹植因此从小多次随父征战。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植随曹操征袁谭,攻南皮县(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追杀袁谭,平定冀州,三年后又跟随曹操北征三郡乌桓(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西北),大获全胜。当时正值邺县魏宫后园的建好,曹操带着曹植和曹丕登台,要求他们各自为赋一篇。结果曹植提笔一挥而就,文辞精妙。因此更加器重于曹植。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植受封平原侯,同年七月随曹操西征马超,次年又随军征讨孙权。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植改封临淄侯。同年七月,曹操征孙权,让曹植留守邺县,并告诫他,自己当年担任清丰县(今河南濮阳清丰县)县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年的作为,至今也无可后悔。而如今曹植处在同样的年纪,也当自我勉励,追求上进。在邺下时期,曹植除了随父从军,也在王粲、刘桢、阮瑀等邺下文人之间宴饮游乐,诗词酬和,写下了不少宴游诗著有《公宴》《斗鸡诗》《侍太子坐》《箜篌引》等作品。
曹植因为才华出众而受到曹操的宠爱,而朝堂中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也都充当了曹植的支持者。曹操为此犹豫不决,他数次欲立曹植为世子,但是曹植其人处世不羁,并不注重美化个人形象,在饮酒方面也毫无节制。曹植曾经乘坐车架在邺县中专供曹操使用的车道上行驶,还打开魏宫的南面正门从门中间乘车外出,让曹操为之大怒。而曹丕却懂得运用手段克制、美化自己。曹操曾经出征,曹丕、曹植一同在路旁送别。曹植发言咏诵曹操的功德,而曹丕则在手下的建议下,一言不发,哭泣着拜别了父亲,这让曹操转而认为曹植的辞藻华丽有余,但是内心的真诚反倒不如兄长。曹丕还通过运用权术,矫饰个人,让上下之人都为他说好话,以至曹操逐渐疏远了曹植而看中曹丕。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十月,曹丕最终被曹操立为世子。同年,曹植的封邑增加了五千户,连同之前的总计有一万户。
曹丕被拥立为曹魏继承人后,曹操担心过去一直拥立曹植的杨脩会从中挑拨,妨害曹植与曹丕之间的和睦,索性将其收捕杀害。这让曹植心中更加感到不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仁在襄阳市被关羽包围。曹操于是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代理征虏将军的职务,要他带兵去援救曹仁。没想到曹植喝酒喝得大醉,根本难以领命,这让曹操很是后悔,于是他便不再让曹植去执行任务。
曹丕继位之后,下令诛杀曹植的支持者丁仪、丁廙等人。曹植和同姓诸侯也都被送到各自的封地而不能留在京城。面对曹丕称帝后的猜忌与迫害,曹植于悲愤之中写下《野田黄雀行》以示当时政治环境的凶险。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监国者灌均为迎合曹丕曹丕的心意,上奏告发曹植“醉酒之后言行傲慢,而且动手劫持威胁朝廷派去监视诸侯的使者”。有关部门的官员准备判处曹植死刑,但是由于皇太后的反对,曹丕只是把曹植贬为安乡侯以示惩罚,同年改封他为鄄城县侯。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被立为鄄城王,封邑二千五百户。也是在这次受封后回到封地鄄城途中,曹植经过洛水,创作了名篇《洛神赋》。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曹植被改封为杞县王。同年,曹植奉命入京朝见天子。曹植为自保呈上表章并献诗两首,旨在反思己罪和感念魏文王曹丕的圣恩。曹丕读罢很是满意,还下达了一道措辞温和、表示嘉许的诏书来回复和勉励他。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曹丕东征孙权,在回程中经过曹植的封地雍丘县(今河南省开封市杞县)。曹丕不仅亲临曹植的住宅,给他增加封邑五百户。
曹叡曹叡即位之后的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曹植的封地改到浚仪县(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第二年,又改回雍丘。期间曹植常常郁闷自己空有杰出的才能却无处施展。于是曹植又上《求自试表》,向魏明帝曹表达了自己渴望出仕参军,领兵伐吴灭蜀的心愿。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曹植徙封东阿县(今聊城市),此后潜心著作,研究儒典。太和五年(公元231年),曹植又上《求通亲亲表》,表达了自己渴望被准许看望问候亲属的心愿。同时,曹植又向魏明帝上疏陈述了朝廷应当审慎举用人才的问题。但是对于曹植的这些奏疏,曹叡曹叡只是用措辞亲切的诏书敷衍他。这一时期曹植因为在仕途上备受迫害,抑郁不得志,创作了《丹霞蔽日行》《秋胡行》《圣皇篇》《赠白马王彪》《责躬》《应诏》《七哀》《种葛篇》《苦思行》等诗篇抒发了自己的“忧生之嗟”。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冬天,曹叡曹叡下诏要各位宗室亲王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正月进京朝见。朝见之后的二月间,以陈县(淮阳区)等四县,作为封地封曹植为陈王,封邑三千五百户。此间曹植曾多次请求曹叡单独召见自己,谈论时事,以期得到试用,却始终未能如愿。从京城回到封地之后,曹植对朝廷法制对宗师亲王所表现出来的严厉无情感到绝望不已。他自此常因急于想要改变处境而郁郁寡欢,最终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因为发病去世,终年四十一岁。曹植死后,其子曹志遵照其遗嘱,将其葬于鱼山(今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鱼山镇)。
曹植诗文集在其生前就已编订,据考共有七十八篇。曹植死后,魏明帝以较为宽宥的态度下诏撰录曹植文集,抄成副本收藏在宫廷内外的有关机构中,其中包括赋、颂、诗、铭、杂论等共有一百多篇,此集今已佚失。《隋书·经籍志》集部原著录有《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也已散佚。后世能见的最早《曹植集》为南宋赵扩嘉定六年刊刻的十卷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有曹植作品二卷,丁晏编的《曹集评》十卷为目前较好的版本,收录有曹植现存诗歌八十余首,赋四十余篇,散文七十多篇。其代表诗作有《杂诗》《白马篇》《七哀诗》,代表赋作有《洛神赋》《幽思赋》《登台赋》,另有散文代表作《七启八首并序》《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王仲宣并序》等皆被录入《文选》。其中,主要代表作《白马篇》是曹植早年随曹操征战时期写下的作品,这首诗刻画了一个武艺高强、勇敢杀敌、忠勇爱国的少年游侠形象,曹植也借此表达了个人渴望早日建功立业的向往;《洛神赋》作于三年(公元222年),曹植被立为鄄城王后回到封地途中。曹植在此赋中虚构了一个自己在南洛河边与美丽动人的洛神相遇却又爱而不得的故事,抒发了屡遭贬谪后对政治理想破灭的怅惘;《杂诗》则是曹植所创作的一组五言诗,共有六首。这组诗歌创作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过曹植借助不同的意象,多抒发自己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及后期政治失意,壮志难酬的愤慨。
根据《异苑》与《法苑珠林》中的记载,曹植当年在游览封地鱼山时,曾听见山谷间传来咏诵佛经的梵音妙乐,其声清幽雅致,轻灵哀婉,拨动心弦,回响远方。曹植聆听许久,豁然开朗,精通音律诗文的他遂根据汉康孟详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写成了《太子颂》等梵呗,后世称之为鱼山梵呗。
曹植擅长书法,《宣和书谱》上亦记载他少年聪慧,记忆力惊人,万言不忘,其胸中磊落之气发于笔墨闲。宋徽宗时期,曹植的八分书《曹子建表》以及章草《鹞雀赋》都被列入宫中之藏。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璀在《书估》中将曹植的书法列入第三等,并评价他的书法拔尖而罕见,价值不亚于王羲之的草书。
曹植的诗歌遣词精切,语言雅致富赡,富有表现力。其《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中的“冒”字就曾惹得魏晋六朝诗人从陆机到谢灵运群起效尤,冒冒不迭。同时,曹植的诗歌注意音节调协,具有音乐美感。“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气”、“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诸句也与后代律句相合。曹植尤善用音韵平仄高低表达情绪起伏,如《衄篇》“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皆有动势,重在飘逸不羁之气度,对鲍照、李白等诗人的风格影响很大。此外,曹植擅用警句,必兴的手法,也为后世诗人效仿。例如《赠白马王彪》中“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四句所用的就是先比后赋的手法,常为唐宋效法。
曹植的辞赋继承了《诗经》、汉乐府民歌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多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他的《述行赋》直接揭露了秦始皇的暴政,《洛阳赋》反映了战乱给社会现实造成的破坏,《出妇赋》揭露了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等。与此同时,曹植的辞赋作品也富于浪漫主义的想象。比如在《愍志赋》中,他通过想象,描述了一个女子因为没有良媒而不能同所爱之人成婚的故事。在《洛神赋》中,他又以同样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展开想象,塑造了一个美妙动人的洛水女神形象。在辞赋语言上,曹植的作品通俗易懂,摆脱了汉大赋惯用冷僻字词堆砌词藻的弊端。此外,曹植的赋注重骈俪对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辞赋的骈俪化的发展。
曹植的散文篇目繁多,涵盖碑、章、表、令、文、序、书、论、说等体裁形式,其中以《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等表奏文章,以及《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等书札文章为代表。曹植散文抒情言志,情感丰富,苍劲有力,如《》就抒发了他渴望献身报国的情怀;如《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等无不写得感情充沛,富于激情。此外,曹植的文章想象力丰富,具有雄伟奇丽的浪漫主义风格特色,如《与吴季重书》就极尽想象,描写了一种超尘脱俗的宴饮盛况:“当斯之时,愿举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厄。”
曹植的散文,在文辞上呈现出骈俪化的倾向。如《与陈琳书》:“夫披翠云以为衣,戴北斗以为冠,带虹霓以为绅,连日月为佩。”关于服饰华美的表达,就采用了排偶句的形式,不仅富有想象力,而且词藻绚丽,声韵婉转。曹植散文骈俪化的特征,与同时期“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王粲的文章相对一致,主要表现在对词句对偶、声调、辞藻上的讲究,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集中体现,对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文言文运动的发展繁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曹植的散文,在表达上局法多变,率性抒写。《文心雕龙·章表》称赞曹植文章:“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他的文章随变生趣,给人以“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美。如《陈审举表》行文一唱三叹,结尾的迭起迭落,把自己的愤怨之情宣泄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总体而言,曹植的散文内容上着重抒情言志,语言上讲究声韵文采,章法应物随变,使文章的文学性大为增强。他的文章与建安散文的总体发展趋势一致,而又独具风采,是“建安风骨”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不仅推动了建安时期的文学发展,对后世古文发展同样起着重大推动作用。
曹植在哲学自然观上拥元气自然论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曹植认为“道”即无形无迹、无始无终的“元气”,它超越时空而无处不在,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曹植意识到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性的,因此他反对宣扬宗教迷信的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曹植在《诰咎文序》中就指出自然灾异是“天地之气”运动的结果,与社会政治无关;他在《令禽恶乌论》中揭露了“俗恶伯劳之鸣,言所鸣之家必有祸”之类的封建迷信之说;在作品《萤火论》中,曹植更是公开驳斥了“鬼火”的谬论邪说。如此种种可以看出曹植试图用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来解释客观现象所做出的努力,也印证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
曹植受父亲曹操的政治思想影响,尊崇用以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儒家政治学说。曹植主张儒家“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将实现政治改良、争取国家和民族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开明的“圣主”和能干的“贤臣”,并反对官场上官员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尸位素餐的腐败现象。曹植毕生的政治目标是继承曹操的遗志,在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上,削平吴、蜀,让德阳乡主成为一统天下的君主。他早年认为曹丕应当坚持曹操的路线,以武力早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面对长期战争带来的人民负担过重,国库空虚等问题,曹植逐渐认识到和平统一国家的必要。因此,后期的他力主招降孙吴。曹叡曹叡继位之后,曹植同样反对征辽之役,主张停战的休养生息之策。此外,曹植还主张以农为本、兴办教育、重视礼乐,任用贤臣、重用公族等重要治国思想。
曹植在诗歌、辞赋、散文、音乐、绘画等方面都有全面的文艺修养。在文学的价值表达上,他认为文学具有借鉴、教育的实用性,能够反映客观,进而作用于社会,是统治阶级了解群众愿望、风俗民情,以帮助完成政治改革的有力工具。曹植同时主张提高文学之士的地位,以实现歌颂当代,服务政治的目的;在文学的创作上,曹植主张文质并重。他认为文学作品只有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达到完美的统一才能称为上品。在形式上曹植主张继承古代的文学遗产,但又坚决反对两汉文坛盛行的摹拟仿效、玩弄辞藻的不良风气,认为文学应当在内容和形式上推陈出新。曹植还反对脱离现实、为文而文的创作倾向,他认为文学应当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文学作品的批判层面,曹植认为批判者应当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从创作实际出发对作品进行评价。他反对批评者将个人爱好作为文艺批评的客观准则;在文学作品题材上,曹植极大肯定了民间文学作品的价值,同时又对两汉辞赋的粉饰太平与阿谀谄媚之风做出了尖锐的批判。
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其慷慨清新、刚健雄浑的审美特征,被后人誉为“建安风骨”,也成为后代诗歌变革的一面旗帜。后世诗人如左思、李白、陆机、谢灵运等则分别在“骨气”与“辞采”上受曹植诗风的影响。此外,曹植一生擅作五言诗,也是促成后世五言诗的发展走向鼎盛。曹植从乐府入手对传统五言诗进行了改造,在拓宽五言诗体裁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乐府诗体的解放,使得后世的五言诗人完成了由模仿乐府到不模仿的转变,创作出了更加顺应时代发展的“新乐府”诗体。唐朝的杜甫、元稹、白居易等新乐府代表诗人都受法于曹植的诗歌创作,共筑了盛唐诗歌的辉煌。
曹植是辞赋发展史上是继往开来的作家,其现存赋作有四十七篇,在建安作家之中数量最多。与此同时,曹植的辞赋成就很高。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推许他“妙善辞赋”,同时代的吴质盛赞他为“赋颂之宗,作者之师”。曹植的辞赋主要分为体察现实、歌功述志、男女情爱、感时咏物四大类别。在题材上,曹植打破了两汉以来“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由描写宫廷林苑转向反映广阔的社会,从不同角度反映现实生活,直抒人生感慨,让辞赋在艺术上有了更鲜明的个性风格,为建安赋风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曹植的辞赋作品注意骈俪对偶,对其后辞赋向骈俪化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东汉末年文学家陈琳在《答东阿王笺》中称赞曹植卓著的文学才华乃是天赋异禀。他的作品辞句精妙,在语音和语意上都能广为流传,不是寻常的钻研者能够企及的。
晋朝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曹植的文采丰富艳丽,作品足以流传后世。只可惜他不能表现出谦让并且早作预防,以至于兄弟同袍之间的矛盾和裂痕。
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将曹植的诗列为上品。他认为曹植的诗歌源自《国风》又兼有《小雅》怨而不怒的风格,其作品挺拔端直、富于生气而又不失华美,可谓文质彬彬,恰到好处,在古今诗词中绽放异彩。
南北朝诗人谢灵运评价,如果天下的才华共有一石之多,那么曹植一个人就独占了八斗。
隋朝思想家王通认为曹植是个通情明理之人。他把天下让给了自己的哥哥,只是当时的人不知道。
南宋诗人张戒认为,曹植的诗兼具情感上的婉转,韵律上的洒脱,读起来抑扬顿挫,因此不能以简单的优劣去评论。古今诗人都首推曹植的诗为第一,这是不容改变的说法。
南宋诗人刘克庄认为曹植有盖世之才,只要稍微运用谋略,夺嫡易如反掌。但是曹植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只是不断收敛退让。哪怕黄初年间数次遭贬,也是虚心自检,上表求用。后来没有受到任用,也不敢废弛对君主和兄长恭顺的道义,以此保全了自己,由此可见曹植的仁义和智慧。
明朝文学家王世贞评价曹植尽管文思誉冠古今,但是比起诗风雄浑古朴的曹操,与乐府诗作一脉相承的曹丕,还是稍逊一筹。原因就在于曹植的天才太高,他的辞赋太过华丽耀眼。
明末清代思想家王夫之认为曹植的诗歌注重形式上的铺排,辞藻上的矫饰,并借此招纳门客,成就自己的名声。这些人铺开纸来写诗,相互模仿抄袭,千篇一律,没有什么真情实感与生气。
清初诗论家陈祚明认为曹植的诗歌兼具雄健的文风和华茂的辞采,因此在风雅方面都堪称一绝。
清朝校勘学家丁晏在《陈思王诗钞原序》中评价,诗歌自从《诗经》《古诗十九首》以来,汉代之后的正统应当首推曹植的诗。曹植诗可称为古代诗歌之冠,乐府诗传承的源泉。
近代教育家黄节总结曹植的诗歌集合了《国风》、乐府诗歌,屈原、宋玉的楚辞以及杨雄、司马相如之辞赋的精妙之处。在六朝以前,都没有能超越他的人。
现代文言文文学家顾实评价曹植是三国时期曹魏的伟大文学家。他在发扬承袭汉朝文学的基础上,又自成一派,开拓了晋、宋、齐、梁、陈、隋的六朝文风。唐朝如李白、杜甫等诗人,无不在辞采和文风上效法曹植。
继位之后,对素有才华的胞弟曹植一直心怀嫉恨。于是有一次,曹丕命令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若是做不到就要将他处死。曹植知道这是哥哥借故想要加害自己却又无法开脱,只好在悲愤之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其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色。
由于李善在《文选》之中的谬注,后世之人多认为的曹植的《洛神赋》是因倾慕曹丕之妻文昭甄皇后而作,并讹传出曹植与甄氏之间不伦的叔嫂之间。但是据后世考证,其一,在时间与地点上,曹植都不可能与甄氏发生恋情;其二,《文选》中的这一注解也很有可能不是李善所注。而曹植的这篇《洛神赋》原名《感甄赋》,“甄”通“鄄”,实为曹植借“宓牺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的传说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心境。朱东润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也持此观点。
史书记载的曹植墓有三处:一处位于山东省聊城县城南20公里黄河之滨的鱼山西麓。此墓依山而建,坐东朝西。墓穴的西北角有一座清光绪年间修建的碑楼,内置隋开皇十三年所立“东阿王曹植墓道碑”一座,高1.7米,宽1.1米。还有一方明代石刻,系弘治八年山东按察司用章草书体写成的一首七律。诗曰:“人才三国数谁良,子建于曹独有光。七步成诗名盖世,千年冢陷骨闻香。鱼山西麓斜阳老,胶水东阿衰草荒。今日我来寻掩处,精灵安妥花傍徨。”曹植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次修,墓前立有茅盾先生题写的“东阿王曹子建墓”碑。此外,河南省亦有两处曹植墓。一处位于通许县,一处位于淮阳县。据《河南通志》载:曹植墓在陈州(今淮阳)南三里,即淮阳县城南1.5公里的机张村西北角。现存墓冢四座,自北向南分别为高12米,周长64米;高4米,周长80米;高7米,周长120米;高15米,周长220米。《淮阳县志》同时又有记载载:陈思王墓在城南三里,俗名思陵冢,皆指机张村西北四家。
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植是个富有才华但却不谙政治斗争的失意皇子形象,与其真实的历史形象基本吻合。曹操因为曹植多才,早年十分器重这个儿子,还令他亲自督建铜雀台。然而,曹植虽然有才却没有什么政治城府,他不懂得在曹操面前伪饰自己,还任用了不受曹操喜爱的杨修,最终引起了曹操的猜忌,导致争储失败。曹操病逝后,曹丕为了以绝后患,趁机发难,要求曹植在七步之内以“兄弟”为主题作诗。而曹植终因文采斐然,写出那首情真意切的《七步诗》而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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