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乌,又名三足乌、阳乌、赤乌、踆乌,是中国神话体系中的神鸟。
其形象产生于新石器时期先民的太阳崇拜与鸟崇拜,主要形象构件为圆形与三条直线。随后在战国文献中演变出了居于太阳中的乌鸟与背负着太阳的乌鸟两种形象。西汉时,随着王母娘娘信仰的发展壮大,金乌与其使者青鸟的形象发生了混同。直至唐朝时,人们所称的“金乌”才大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其造型部分与现实中的乌鸦类同,部分又近似人们刻画的凤鸟。部分是二足的,部分是三足的。
古人具有将三足乌与太阳相联想的自然倾向,也因三足乌与太阳密切相关,其往往被古人视为神圣的象征。直至现代,金乌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在少数民族、日本、高句丽的神话故事中均有体现;在诗歌、小说中均被提及;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会徽也采用了金乌的形象。
因为地域的原因,在中原汉族和周边区域的少数民族中衍生出多种有关金乌的神话传说,多出现在《楚辞》《山海经》《淮南子》《汉武故事》等文献中。
金乌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形象,起源于古代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和想象。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太阳崇拜最初是与乌联系在一起的,乌与日共同出现的图形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体现。
余姚市河姆渡文化一个代表性的文物就是双鸟朝阳牙雕。它用象牙雕刻而成,发掘时已残。长16.6、残宽5.9、厚1.2厘米,是蝶形器。其正面中心部位雕刻一组阴线图案,正中为一同心圆,周边刻有似火焰的线条,同心圆两侧各刻一只昂首而立的鸟,两鸟相望。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时,三足乌的形象也出现在彩陶器上。在众多陶器中有正视的太阳鸟纹:一般以圆点表示太阳,鸟呈中间起尖的弧边三角形位于下方,芮城大禹渡村出土的彩陶盆上的还带有三只“脚”,让人联想起文献中记载的“三足乌”。
产生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三足鸟形器陶拥有象征鸟翅与鸟尾的把手,后者同时还能完成器型的平衡,因此三足更多承担的是文化功能,即象征三足乌。
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鸟喙足盆形鼎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器足为鸟型,上部有圆盆,象征太阳。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这种特色造型,进一步展示了金乌负日观念的盛行和影响力。人们对乌鸦的黑色表达了特殊的喜爱,并将其与太阳乌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大量制作的黑色陶器不仅仅是一项偶然的工艺发明,更深层反映着东夷人对深沉神秘黑色的崇拜。人们用黑色染牙、装饰身体,以彰显对太阳乌鸟神话的崇拜,这种习俗展示了东夷族人的宗教情感和宗教心理。
到了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期,乌鸟与太阳也被学者并置。彼时产生了乌鸟存在于太阳内部的说法。战国时期的《楚辞·天问》的其中一问是“羿焉日?乌焉解羽?”,王逸《章句》注:“《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在当时的神话中,乌成为了太阳中的动物。东汉许慎认为“乌者,日中之禽”,这是对乌存在于太阳内部的直接表述。
乌鸟载驮着太阳的说法也保留下来。同样是战国时期编著的《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作者描述了乌鸟载着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情景:“汤谷上有扶桑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汤谷即“旸谷”,为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之处,与虞渊相对。后者指传说中日落之处。旸谷是上古时期太阳神族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是东夷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国东方太阳文化的发源地。文献中出现由乌负日的说法,是将乌与太阳联系在一起,视为阳乌。《大荒南经》里有另一种说法:“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汉代郭宪著《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将《山海经》中的记载加以合:“东北地区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鱼,……三足乌数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驭,以手掩乌目,不听下也。”太阳之母太阳神驾驶着由三足乌拉的车,带着太阳巡行天空,某种程度上是乌鸟驮着太阳一说的变体。
汉代是一个过渡时期,“二足乌”成为“三足乌”,载日之乌长出三足,从此后人便把金乌与三足乌联系在一起。《淮南子·精神训》中有“日中有踆乌”的记载,东汉学者高诱注其为“踆,犹蹲也,谓三足乌”。《论衡·说日》指出,“儒者曰:‘日中有三足乌’”。纬书《春秋元命苞》有“阳以一起,故日。日行一度,阳成于三,故有三足乌。乌者阳精,其言偻呼。”张衡在《灵宪》中提到:“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像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西汉阳乌为二足,至东汉演变为三足。之所以从二足演为三足,当与汉族对阴阳术数的热衷、对鸟省行为的观察有关:“三”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神秘数字,象征着阳精的“三”被配给了载日之乌;古人发现鸟省在地上啄食较大的食物时,常以尾拄地发力,形如三足。汉画像石上三足乌常表现为两足而尾翼捣地。形如三足。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朱鸟。后世晋代葛洪《抱朴子》中有“荧惑火精生朱鸟”,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十二》中对之作了补充:“抱朴子曰:荧惑火精生朱鸟。所谓赤乌者,朱鸟也。日中三足乌之精,降而生三足鸟。何以三足,阳数奇也。
三足乌神话在长期的发展中与西王母信仰中的黑枕黄鹂形象产生了混同。西王母信仰是在一个漫长的培育和强化过程中形成的,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王母由人兽不分的形貌逐渐定型成人形;二是西王母的神格明确表现为庇佑驱邪和掌管长生不死药;三是西王母成为受人们广泛信仰的主神。
在古代文献中,特别是《山海经》中记载了王母娘娘的故事。据记载,在西王母的南方有三只青鸟,它们为西王母提供食物,处于昆仑山北方。早期的文献中,乌鸟与青鸟是分开的。直到西王母崇拜盛行的西汉,三足乌才明确成为西王母众多扈从之一。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中提到,他亲眼见到西王母,她长着白发,拥有华丽的装饰,同时有三足乌作为使者。根据晋代郭璞对《山海经》的注释,上文提及的黑枕黄鹂才被认为是三足鸟,而后来又有人将其称为三足乌。唐朝的张守节也在《史记正义》中提到,三足乌是一种青鸟,主要为王母娘娘提供食物,位于昆墟北方。关于三足乌是西王母身边的青鸟的论述在各个古代文献中多次出现,包括《汉书》中也提到了西王母和三足乌的关系。汉代《河图括地象》也记载了有三足神乌,它为西王母提供食物。
三青鸟和三足乌之间相混淆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与《汉书》及后来的训学家有关。在《汉书》中提到了“三足乌”,张揖的注释中解释说,“三足乌,三足黑枕黄鹂也”,并被认为是西王母的取食使者。而《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提到了“三青鸟”,郭璞的注释中解释说,“又有三足鸟主给使”。这样,《史记》《汉书》作为正史,郭璞等著名训诂学家的影响加速了这种混淆的传播速度,甚至有人认为二者名字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个。直到清代,精通校勘和训诂的学者才开始对此进行纠正。
第二,与画像石作者的再创作有关。画像石的再创作过程中,融入了创作者的审美体验,情节的呈现可能并不忠实于原始文本,甚至是根据记忆或理解进行的创作。在汉代后期,并不常见将三只鸟都刻划出来的情况。由于共同的角色使命,画像的表现手法趋向简化,集中在一只鸟的形象上。另外,画家会凭借想象为黑枕黄鹂添加一只脚以赋予其神秘色彩,这样“三青鸟”也变成了“三足鸟”,即文献中所提到的“三足吸蜜蜂鸟”。
第三,王母娘娘故事本身源于神话传说,三青鸟的个体特征并不明显,在图画中的固定性较差。随着西王母故事的流行,三青鸟逐渐被类型化和概念化,无论是出现三只还是一只,无论是两足还是三足,无论是乌状还是其他形状的鸟,都不影响“取食侍者”的意义表达。这使得三青鸟与三足乌的区别变得不那么重要,有时无法进行明确区分。
金乌的说法产生较晚,主要见于文学作品中。在唐朝时已有丰富的作品使用“金乌”来借指太阳。如《广弘明集》十六:“况复神龙负子,光斯妙塔,金乌衔带,饰兹高表,函谷耻其咏歌,临淄其祥应,阳燧含景,还譬日轮,甘露入盘,足称天酒,辞林本阙,心辩又惭,徒戴重恩,终难陈谢,不任铭荷之诚,谨奉启闻,谨启”;唐代七品宫人墓志铭:“月往日来,金乌迅速,德音盛播,芳始沃”;《册府》百九十六:“东京宫殿诸城门,宜赐名额……门如殿名……正殿东门为金乌门,西门为玉免门”。佛教文献《五灯会元》中也有“僧问:‘如何是不迁义?’师曰:‘东生明月,西落金乌。’”的记录。
金乌造型形象丰富,乌的形象部分与现实中的乌鸦相似,部分又近似凤鸟;部分二足,部分三足。在陶鬶上也有金乌形象的体现。陶鬶像鸟形,在器身两侧有象征鸟翼的陶,器身后部有象征鸟尾的鋬手。其有三足,是把三足鸟的三足按照力学规律排列的结果。器身上装饰有圆饼并进行了精心排列,正是它们象征着太阳。
从美术史角度看,太阳乌神话至少经过了二次发展高峰。一是它产生后对史前文化的较长期影响;二是两汉时期对它的大量刻画。前者是由相对单一的太阳神的崇拜引发的,后者更多地是对日月星辰诸自然现象的解释、说明,并由此派生出多种变体形式。两汉时期,金乌负日,即太阳由一只乌背驮着飞行,已经成为美术上一种常见的神话题材。关于太阳与乌的说法有多种变体。如,一说太阳本身就是乌;一说日中有乌(黑乌、金乌)。而乌的造型也多不一样,有的与现实乌鸦相似,有的又近似凤鸟;有的是三足,有的又二足(二足者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基出土之帛画)。
在马王堆1号墓、3号墓出土的T型非衣帛画的右上角也都有金乌的形象。
东平汉墓M1号墓用六块巨石构成墓顶,其石块上彩绘有金乌、云纹,黑色的乌鸟位于一轮红日中央。该文物为山东博物馆镇馆之宝。
北京日坛公园的主要景点祭日壁画建于解放后,长15米,高6米,画面以祭日为主题,中央即为太阳神金乌。画面中上有飞天,下有帝王、群臣及百姓祭祀太阳神的隆重场面,两侧是“后羿射日”和“夸父追日”的传说。整个画壁呈金黄色,具有绿色的琉璃瓦顶,端庄大气。
日坛建于嘉靖年间,其中间的方台“拜神台”保存较为良好。公园的其他景点同祭日壁画一样,为解放后重建的。
“太阳神鸟”金箔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这里是古蜀王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面积约15000平方米,目前已经出土了金、铜、玉、石、漆木器等6000余件,还有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等。在祭祀区内还发现了九个成方形、排列整齐的柱洞,据专家研究,此处很可能就是金沙先民举行祭日仪式的祭台。
旋转的火球是太阳,四只鸟是托负太阳在天上运行的神鸟,这种图案表现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金乌负日"故事。传说中,中国古代天上有十个太阳,是帝俊与羲和所生,它们居住在东方的汤谷扶桑树树上,太阳由金乌背负,一只返回后另一只就出发,每天循环从东方的扶桑飞向西方的若木。在汉代画像砖上发现的太阳形象就是一只鸟背负着一个圆形太阳,呈飞翔状。
金乌瓦当最大直径21.5厘米,厚4.5厘米,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其瓦体硕大、造型奇异、工艺精湛,是刘彻甘泉宫建筑的重要构件。
战国时期有一种纹饰中带有鸟、树及变形龙纹的铜镜,其中此镜上的树纹代表扶桑树,鸟即《山海经》中与之并提的乌。
金乌与王母娘娘常常一同作为仙境和幸福的象征,其形象不仅出现在古代墓葬中,而且还会装饰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如铜镜和家具。如在下方展示的一株出土于四川广汉的青钱柳中,金乌就被装饰于树顶。这株摇钱树被认为是目前保存最完好、尺寸最大且工艺最精致的青铜树实物之一。
金乌被视为一种神圣的存在,其形象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逐渐发展并得到广泛认可。《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了孔子对于三足乌的评论,认为它具有知晓吉凶的能力,太阳受制于它的存在:“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太阳作为德行的象征,必须受到三足乌的制约。这种观念在汉唐时期持续流传,并在正史中得到体现。其中记载了一些与三足乌有关的事件,比如《晋书·天文》:“晋穆帝永和八年,……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乌。”《北史·周本纪》提到北周大象元年二月期间,太阳出现了乌色,与三足乌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日出、将入时,其中并有乌色,大如鸡卵,经四日乃灭。”这显示了古人将三足乌与太阳相联想的自然倾向。
因为三足乌与太阳密切相关,古人将它视为神圣的象征。三足乌的降临被赋予了“天降神鸟”的意义,并且象征着吉祥。自先秦时起,三足乌的这种“降临”就和王朝政治紧密结合,被视为上天授予统治权的征兆。《尚书大传》曰:“牧野之战,观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天降三足乌表明上天对武王伐纣一事的认可,使之更加合理、合法。这种思想观念在汉代谶纬思想的迎合下,得到了广泛传播。《尚书刑德放》记:“火者,阳也。乌有孝名,秦武王卒大业,故乌瑞。”《尚书中候》又记:“周太子发渡孟,天止于王屋,为赤乌。”对应文意,此“乌”应都为三足乌的简称。太阳在古人眼中是天上的君,“天降三足乌”其实指的是天降太阳的化身,所以三足乌才带有如此浓重的祥瑞色彩。《佐元直指》中把“金乌星”作为吉凶神刹来介绍,也是认可其具有超越性的力量。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的青铜神树、青铜龙、金箔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石虎、太阳神鸟,是古蜀人神树崇拜、龙崇拜、虎崇拜、凤鸟崇拜的铁证,而这些习俗仍保留在彝族文化之中。彝文古籍《玄鸟给日献药》对彝族金鸟的作用作了诠释:“天虎扑太阳,太阳血淋淋”,天神策举祖派玄鸟给太阳献药,“玄鸟披金蓑,坐在日腹中,日出光闪闪”,张金蓑时就天阴。其中“玄鸟披金蓑”能够与金乌的金色乌鸦相对照,“坐在日腹中”与“日中之禽”的说法相同。这体现了汉文化对彝族神话的影响。
壮族先民对日神的崇拜与鸟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壮族的铜鼓上,太阳纹周围常常饰满了飞鸟纹。而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图案就是日鸟图案。古代先民认为鸟与太阳是相通的,因为鸟飞翔于天地之间,在空中自由自在地飞行,而且候鸟还会随着天气变化迁徙,因此人们将鸟视为可以表征农时气候和四时寒暑的象征。人们认为太阳主宰着气候和万物,而太阳的意志则通过鸟的活动得以表达。壮族神话中也有许多关于鸟的传说,反映了古壮族人认为鸟具有前兆功能,与神灵有着特殊的联系。因此,鸟逐渐成为古壮族人与神灵沟通并求得神示的媒介,类似于古代华夏人选择龟甲和动物骨骼进行占卜的方式。历史记载中也有越族人与鸟有关的神秘记载,说明越族人以鸟为介质向日神祈祷并寻求神示,最终演化成了鸡卜的形式。在壮族文化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壮族的经典文献《麽经布洛陀·造万物》中就提到了借助鸡进行占卜的内容,说明壮族先民在原始时期捕捉鸡并使用它进行占卜。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有题目为《金鸟、猎人和姑娘的故事》的民间传说,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善良和保护自然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她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这个姑娘非常勤劳,每天都会去山上采集草药和野花。一天,她在山上看到了一只闪耀着金色羽毛的鸟,它是一只金鸟。姑娘被金鸟的美丽所吸引,决定跟随它。她走进了茂密的森林,追赶着金鸟。但是,她不知道的是,这只金鸟是一只神鸟,它被一个邪恶的猎人盯上了。猎人觊觎金鸟的美丽和稀有度,他决定捕捉金鸟。他跟随着姑娘,企图抓住金鸟的瞬间。可是,金鸟非常聪明,它不断改变方向,以躲避猎人的追捕。姑娘意识到了猎人的真正目的,她决定保护金鸟。她带领金鸟进入了一个隐藏的洞穴,让它暂时避开了猎人的追踪。在洞穴里,金鸟向姑娘展示了它的神奇力量,它能够为人们带来好运和幸福。金鸟告诉姑娘,只有真正懂得珍惜和保护自然界生物的人,才能得到神奇的恩赐。姑娘被金鸟的话所打动,她决定帮助金鸟逃离猎人的追捕。她制造了一连串的干扰,使得猎人无法再靠近金鸟。最终,金鸟成功逃离了猎人的魔掌,它再次展翅高飞,回到了自由的天空中。金鸟在空中转了几圈,感谢姑娘的勇气和善良。然后,它消失在了云彩中。姑娘回到了村庄,将金鸟的故事传遍了整个村子。人们从中学到了珍惜自然、保护动物的重要性。这个故事也成了村庄中流传的传说,提醒人们爱护大自然和珍惜生命的宝贵。
在布依族的古歌中记载了关于十二层天和十二层海的传说。这些传说展示了布依族祖先对遥远而神秘的天域和海域的想象与崇拜。特别是第九段和第十二段提到了乌鸦和太阳的存在。根据布依族先民的观念,乌鸦被视为神鸟,居住在位于太阳下方的天空之中,具有预知瘟疫的能力。乌鸦所栖息的神树可能源自《山海经》或《大荒经》中的汤谷扶木,据说太阳和乌鸟会轮流飞行的神话。
通过古歌中关于太阳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断布依族先民认为太阳并不是无法接近的存在,因此乌鸦驮日飞行也成为可能。虽然古歌中没有直接表达这一点,但是从布依族传统的干栏式民居建筑中可以看出一些线索。这种建筑演化自鸟巢,布依族与壮族都是古越族的后裔,继承了越文化中关于有巢居的习俗,这反映了布依族人崇拜鸟类的起源。
在布依语中,“干栏”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岩洞”。将“干”与房屋联系起来,一方面表示布依族祖先曾长时间居住在岩洞中,另一方面,“巢”和“穴”是可以相互关联的,指代鸟类的居所。因此,我们可以将乌鸦与岩洞中的太阳联系在一起,这表明乌鸦与太阳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日本神话中,八咫乌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其图案和雕塑广泛存在于日本各地。根据《古事记》,初代天皇神武东征大和国时,产灵神派遣自己的曾孙贺茂建角身命化身为八咫乌,为神武天皇引路,解救他身陷熊野山之中。在后来的日本文化中,八咫乌通常被视为保佑旅程安全和指引胜利的吉祥鸟。这种观念甚至延伸到了体育竞技领域:例如,日本足协的会徽采用了八咫乌的形象,而八咫乌脚下的足球则被描绘成金色,象征太阳。
从名称来看,八咫乌并没有明确体现出三足的特征。在古代,“咫”是一种长度单位,在“八咫乌”中,“八咫”只是用来形容它的身形巨大、羽翼修长,并没有明确说明它一定是三足的。
三足乌的神话故事形成于八咫乌神话被纳入典籍之后,对日本神话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并改变了八咫乌的形象。《古事记》中只是提及了八咫乌这样一个概念,到《日本书纪》时,其已被同太阳神联系起来,再到《和名类聚抄》,八咫乌和三足乌等同了。根据这样的变化可以推断,三足乌对八咫乌的影响可能发生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内。
在古高句丽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三足乌元素的雕饰,这与其始祖为感日所生的神话有关:
较早把太阳比作金乌,并且运用在诗歌创作中的是《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收录的南梁刘孝威《公无渡河》“墙偃落金乌,舟倾没犀枻。”金乌在诗歌中出现过的形象有以下几种:指代太阳,如韩愈《李花赠张十一暑》“金乌海底初飞来,朱辉散射青霞开”,谓太阳从海底升起,光芒四射且迅速轻捷;描写日光,如韩愈《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卵”,以金乌下啄比喻阳光照射;传递消息,如吴融《送僧归日本国》“系帛何须雁,金乌日日飞”,谓金乌日日飞来,课借助金乌传信。在当代,金乌也是网络小说创作中的常见形象,如作家唐家三少创作的作品《酒神》的第三百四十七章就以“三足金乌”为标题。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U型会徽的中下部有羽毛状的环形图案,即取材于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箔。
目前,金乌在部分祭祀经文中仍有体现。如入殓咒:“咒曰:气化一股风,尸骨在家中。日吉时良到,将亡入棺中。金鸟玉兔任东西,这点灵光一样同。父母生下金贵体,今日收在宝藏中。大众雅净一时,与亡者收身定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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