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1864年7月4日—1927年4月11日），字奂彬，又作焕彬，号直山，又号园，自署朱亭山民、丽廑主人等，祖籍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湘潭市（今属湖南省长沙市）人，清代著名藏书家及出版家。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叶德辉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不久就辞官回乡。戊戌变法时期，反对变法改良，攻击新学，其言论曾被辑入《翼教丛编》。宣统二年（1910）叶德辉因圃积谷万余石，激起饮民抢米风潮，被清廷削籍。辛亥革命时曾避往南岳僧寺。1915年，叶德辉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发起成立经学会，编写《经学通访》讲义。袁世凯复辟时，叶德辉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帝制。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反对湖南农民运动，破坏北伐和工农运动。1927年4月11日，叶德辉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处死，终年64岁。
叶德辉工书法经学，尤其擅长版本目录学，精鉴赏，富藏书，家有观古堂，藏书超过二十万卷，所著及校刻书百余种。著有《书林清话》《游艺言》《郋园读书志》《郋园山居文录》等。后世学者如杨伯峻等人认为，叶德辉虽然学识渊博，但为人固执守旧。
叶德辉，生于清同治三年六月初一日（1864年7月4日），祖籍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祖父经商为业，好藏书，他的父亲叶雨村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期，迁居至湘潭市（今属湖南省长沙市）。
叶德辉八岁入学，十七岁入岳麓书院读书，他接受的仍是旧式教育，习读经史子集、名臣言行录等书籍。之后他参加科举，于光绪十一年（1885）乡试中举，次年他入京开始政治、学术活动。叶德辉在京城（北京）的几年时间，主要从事辑佚校勘图书工作。光绪十八年（1892）他考中进士，被授予吏部主事。不久叶德辉因月薪只有七两银子，请长假回到故乡长沙居住。
叶德辉与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志趣相投，于是共同研究经学、小学（研究文字训、音韵方面的学问），以藏书、校书、刻书等事为乐。回乡之后的叶德辉，得到王先谦的大力提携，并成为王先谦刻书的得力助手。王先谦在当地乡绅群体中颇具影响力，在他的提携下，叶德辉很快参与到以王先谦为核心的湖南士绅集团中，且在其中颇有名声。历届湖南巡抚到任，都要先拜访王先谦、叶德辉两人，议事也要先探听他们的意见。这一时期，叶德辉汇刻了《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闇丛书》等，撰写并雇工刻成了《消夏百一诗》等书，他还对版本目录学开始有较为系统、严密的研究，写成了《书林清话》稿本。
维新变法时期，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为首的维新人士在湖南倡议新说与新政，陆续举办了新式水陆交通事业和矿业，成立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组织南学会、发行《湘学新报》等。但湖南省有不少因新法而失意的守旧人物，他们跟随王先谦、叶德辉，攻击维新派提倡的新学和西学，并对南学会和时务学堂进行打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为了打压维新运动，叶德辉等人上告巡抚衙门，称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宣扬无君无父的理论，致使湖南民风大坏。他们还挑拨陈宝箴和梁启超的关系，并制造谣言，说陈宝箴跪拜洋人，让中国妇女怀西方人的种。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9日），叶德辉写信给南学会学术主讲皮锡瑞，信中对南学会多有指责。皮锡瑞叶德辉本有情谊，此番收到信，他很是为难，最后在6月8日离湘去赣。皮锡瑞的离开，对南学会后续的演讲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叶德辉还将矛头对准了《湘报》又与守旧人士联名向巡抚递进《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废除新学，继而又鼓动学生聚集学宫，订立《湘省学约》，约束士子言行，防止他们参加维新活动。叶德辉还对新法和康有为等人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批判，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野说邪词，并针对康有为《长兴学记》、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春秋）界说》《（孟子）界说》等书分别写了《（长沙兴学记）驳议》《（读西学书法）书后》等评论，对其逐一批驳。王先谦的门人苏舆将叶德辉等守旧派攻击维新变法的文章、书信等汇辑成《翼教丛编》一书，印售传播。此时辛酉政变已经发生，新法失败，南学会解散，《湘报》在同年10月15日停办，叶德辉经此名声大振。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被革职，原湖南省布政使俞廉三就任湖南巡抚，其与叶德辉等人联合，镇压维新人士，废除新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唐才常在武汉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为自立军与维新党联系紧密，叶德辉、王先谦趁机向俞廉三告密，致使一百多名湖南维新派人士被害，受到牵连的更是不计其数。次年，叶德辉奉俞廉三之命，仿照雍正帝的《大义觉迷录》编了维护清代统治的《觉迷要录》。他在叙中写下清查维新党人的原委，称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伪构密诏，在加拿大建立保皇党，与内地的匪徒（起义军）勾连造反，且因梁启超昔日在湖南省教书，致使湖南祸患最重；为自己谋害维新党人辩解。
宣统元年（1909年），湘北一带发生眼中洪灾，长沙及衡阳、宝庆等地遭遇旱灾、虫灾，整个湖南省面临重大饥荒。宣统二年（1910年）年初，大量灾民进入长沙，王先谦、叶德辉等囤积居奇，许多米商洋行也趁此哄抬米价，导致长沙米价暴涨，一度出现有价无米的情况。百姓愤怒之下围住了官府，却遭到武力镇压，由此引发更大动乱，导致巡抚衙门被焚烧，各级官员剿抚兼施，为平息民怒，处理了一大批囤积粮食的人，其中叶德辉被革职处理。
辛亥革命之前，湖南省部分守旧派士绅，仍然在极力阻遏。辛亥光复的前几天，叶德辉外逃观望事态发展，并曾与巡防营中路统领黄忠浩暗通消息，告知新建陆军将起义之事。1911年，辛亥革命后，叶德辉离湘出游，曾逃往南岳僧寺。他以亡国遗臣自居，认为辛亥革命同秦始皇焚书、晋代外族入侵而毁书是一回事。
1912年，革命家黄兴因领导武昌起义等革命事件，回到家乡长沙市受到了人民热烈欢迎，当地政府欲将长沙坡子街改名黄兴街，将街上的德润门改为黄兴门。叶德辉对此无法容忍，次年5月，在黄兴已经婉拒的情况下，他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文中对黄兴多有羞辱，并到处散发。当地政府将其逮捕，被保释出来后，叶德辉逃往上海。
1913年，叶德辉回到长沙。由于讥评时政，卷入与湖南省新都督汤芗铭的冲突。汤芗铭暴虐好杀，因他随意更改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叶德辉为此事出头，写信给袁世凯的师爷杨度，要其转呈给总统袁世凯。不料《亚细亚报》报馆见到此信十分欣赏，自作主张刊发，引起很大轰动。汤芗铭见文大恨，遂起杀心，将叶德辉抓捕。幸亏朋友们相助，紧急陈情到北京，黎元洪、徐世昌、梁启超等各界名流皆设法相救，叶德辉才得以释放。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叶德辉大喜，立即为其复辟四处奔走，攫取湖南教育会会长和筹安会会长的职务，为袁世凯大搞尊孔读经。在湖南省亲自讲授经学，发起成立经学会，编定《经学通诂》的讲义，由湖南教育会以大洋二角价格广为发行，为尊孔读经制造理论根据。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叶德辉避居苏州市。
叶德辉晚年曾纳六房妾室，且经常至青楼寻欢，并刊印诸如《双梅影暗丛书》等收录“房中术”的丛书，引起不小的非议。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叶德辉对北伐军施行种种阻挠，称湖南工农群众运动是“痞子运动”，引起众怒。4月10日，叶德辉被农会捉拿。次日，叶德辉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审判枪决，终年64岁。
叶德辉嗜藏书，有藏书楼观古堂、郋园、丽楼等，藏书四千余部，逾二十万卷，重本、别本，是四库的几倍之多。
叶家原先略有藏书，叶德辉在光绪十二年（1886）入京时，每天至各大书肆找书，而开始藏书生涯。到辛亥革命时，其藏书楼已达4000多部、20万卷之多。其中以清人的经义著述为多；又因为叶氏很欣赏陈文述、舒位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并有意继起汇辑《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故又特别注意搜集乾嘉的诗文集，先后收得一百多家，一一撰写提要，记述作者生平事迹、诗源派别源流等。叶德辉以咸丰二年（1852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叶德辉曾整理光绪至宣统年间的戏曲弹唱等资料，并将《青楼曲》《板桥杂记》《燕兰小谱》《秦云英小谱》等汇集为《双梅景闇丛书》。
叶德辉主张藏书须按照先经部、次史部、再次丛书的优先级收藏，经书中则优先《十三经》，史则先优先《二十四史》，至于丛书优先种类多、校刻精美的，这样便不会误入歧途。
抗日战争时期，叶德辉之子将其藏书卖给日本人，这是中原地区典籍自皕宋楼后又一次大规模外流，现中国仅零星藏有观古堂旧物数十种。
叶德辉也是清末的大刻书家，有宋刻《韦苏州集》等，明刻《道德经》《六书索引》《馆阁录》《三家诗补遗稿》《辛家轩词》等善本、名人抄校本。叶德辉曾将家藏宋版《南狱总胜集》影幕刊行，据说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甚至连精于版本的杨守敬也误以为真宋本而不惜高价购置。1935年，叶氏后人就其生前所刊、所著书版片尚存者，汇辑成《郋园全书》129种、200册，以“中国古书刊印社”名义刊行。
叶德辉的刻书思想受张之洞影响，本着“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的理念，校刻书籍数百种。他对底本非常重视，提出刻印交付书籍时，最好另钞副本以交他人保管，自己仍留原本。
叶德辉很重视古书的校勘，认为“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他曾提出校勘的许多好处。比如可以习静养心、断除烦恼；可以引导后学、解开疑惑；校勘需要时常翻检，可以避免书籍发霉生虫；校勘一本书，将名字附在书后，可以流传后世；可以加强对书籍内容的记忆；可以增长各种知识；使自己的精神世界愉悦等等。叶德辉提出死校、活校两种方法，死校就是照着原书录，有误字也不改正，力求原本。活校则是参考其他资料，改正误字，补充缺少的内容。
辑佚学即是将亡佚散乱书籍的遗篇断章收集起来并整理的一门学问。叶德辉提出文献辑佚应该注明刊刻版本，否则读者检验时，用不同的版本很可能找不到原书的出处，反怀疑辑佚的真实性。
中国古代目录学，是以官家、史家、私家目录为根底的，私家目录详记得书过程，并兼辨学术得失，叶德辉对私家目录有特殊性质，非常重视私家目录重本（同一种书目因校注、刻地、刻时、刊者等不同而有多种本子）。以前的藏书家，对于目录学著述多珍藏不示人，叶德辉提出“学人共见、海内共读”的主张，将自己的目录学著述刊布于世。叶德辉作为版本、目录学家，对中国古典图书目录版本的深入研究所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书林清话》，对于后来学者，堪称是目录版本学指南，该书分10卷117个专题，对于中国古代雕版印书的情况，作了系统性的介绍。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将其与叶昌炽的《语石》并列。
叶德辉对于经学方面的思想主张，主要有三点：
第一，“通一经兼通群经”的治经方法。他认为知经应该从涵泳经文开始，不懂之处查看注文，注文不懂则翻义疏，同时通过经文的前后文、相关经文的相互对照，如此就可以通一经兼通群经。
第二，提出“六证”“四知”“五通”“十戒”等经学研究的规范。六证分别是：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子证经、以汉人文赋证经、以《说文解字》证经、以汉碑证经。四知分别是：知源流、知存亡、知体例、知真伪。五通则是：通章句、通校、通小学、通大谊、通政事。十戒是指治经研究应该避免的十个误区，分别是：戒妄、戒武断、戒割判、戒空疏、戒破碎、戒穿凿、戒附会、戒攘窃、戒党伐。
第三，抵制公羊学说，维护经学体系。晚清今文经学尊崇《春秋》《公羊》，抑遏《左转》及其他古文经，他们认为口说重于记事，所以《公羊》（口说）重于《左传》（记事）。叶德辉认为公羊学说是非圣毁经的祸首，因为经义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会发生扭曲改变，所以传记应该重于口说。
晚清学术思潮的今、文言文之争，宣告了经学时代的完结，而叶德辉维护旧学，研究传衍经学，先后撰写十几部经学著作，对经学给予较大关怀。但同时叶德辉的经学思想有其局限性，其强调规范伦理，并没有顺应时势挖掘出经学新的价值核心，对于经学在新时代的延续其实并无补益。且其所提出的种种研究经学的规范，反而暴露出了经学在经世方面的不足。
叶德辉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有著述，杨树达学者对其评价极高，相关作品如下表：
著名学者杨伯峻评价叶德辉学识渊博但为人固执守旧。
近代学者缪荃孙赞叹叶德辉精研经义、字学、地理、文词，对于天文、艺术等也都融会贯通。
近代学者杨树达称叶德辉在经学方面超越了很多名家，水平直追段玉裁、王筠。
国学大师谢国桢评价叶德辉是湖南省土豪，鱼肉乡里，其人实在无可取之处，但他精通目录学，能在正经正史之外，旁取史料，为后世治学开了一道门径。
近现代学者章太炎称叶德辉是晚清的“读书种子”。
湖南工农群众运动时，叶德辉为农会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下联是：会场广阔，马
牛羊鸡犬豚，都是畜牲。上下联第一字合起来为“农会”，意思是农会中皆是杂种畜生。另外叶德辉还写了个横批：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这幅对联给叶德辉带来了杀身之祸，是他被抓捕处决的导火索。
叶德辉被处决的前一个星期，至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家中做客，看到清史馆馆长王闿运的一副《食瓜图》，脱口吟出一句诗“芬芳吞六子，尘梦冷三刀”，当时在场的客人，都觉得此诗很不吉利。结果叶德辉没几天就被枪决，而当时称呼左轮手枪为“六子连”，所以叶德辉的儿子叶尚农称这是“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