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小字瑞官，号简斋，一号存斋，因隐居于江宁区（今南京市）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仓山叟等。杭州市（今杭州市）人，祖籍慈溪市（今属浙江宁波）。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思想家、美食家。
袁枚少有才名，早登科场，乾隆四年（173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年），袁枚因满文考试不及格，外发江南，历任溧水区、浦口区、沭阳县、江宁等地知县，颇有政绩。中年无意仕途，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麓随园，吟咏之余，遍交海内，广纳弟子，晚年成为乾嘉文坛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爱新觉罗·颙琰二年（1798年），袁枚因病辞世，终年82岁。
袁枚性格放达，能文工诗，为“爱新觉罗·弘历三大家”（或乾嘉三大家，余二人为赵翼、蒋士铨）之首，与纪昀并称“南袁北纪”。创作上主张“性灵说”，讲求独抒胸臆，辞贵自然。具有鲜明的启蒙思想，批判理学，广招女弟子，倡导女子学文作诗，发掘创作才能。一生著作颇丰，有《随园诗话》《子不语》《续诗品》《随园食单》等十数种。
康熙五十五年夏历三月二日（1716年3月25日），袁枚诞生于钱塘东园大树巷，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学习天赋，喜听大人谈论古事，否则便啼哭不止。五岁时开始受到姑母沈夫人的经义教育，七岁正式受业于杭州市史玉先生，读《论语》《大学》，打下文言文基础。但袁枚生性顽皮，甚至偶有逃学，父亲袁滨欲体罚袁枚，被祖母制止。九岁时偶获《古诗选》，如获至宝，开始仿照其中的内容自学写诗。十二岁时，袁枚应童子试，进入县学，成为秀才，师从学使王交河先生。
雍正十一年（1733年），袁枚十八岁，入杭州敷文书院，次年受业于杨绳武先生，苦读经史。期间，袁枚将自己此前所作的《郭巨埋儿》《高帝》两篇论文交由先生评点，被先生夸赞为“文如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汝未弱冠，英勇乃尔！”二十岁时，袁枚应试博学鸿词，落选，同年秋天，袁枚再度参加科试，成绩名列前茅，入围乡试。1736年，袁枚赴桂林市投奔叔父袁鸿，受到广西巡抚金鉷赏识，专呈一道奏折为其举荐博学鸿词科，名动一时。此次广西壮族自治区之行，开阔了袁枚的眼界，让他写下不少诗篇，成为《小仓山房诗集》的开端。1738年，袁枚中举，时年二十三岁。次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同年冬，袁枚返乡完婚。
翰林期间，袁枚跟从刑部尚书史贻直学习。乾隆七年（1742年）因满文考试不及格，被外放到江南担任县令。自此七年间辗转各地担任知县，爱民如子，颇有政绩。同年秋，袁枚到任溧水区知县。此时父亲袁滨正客居桂林市，得到袁枚来信，乘船回水接受赡养。鉴于袁枚年少轻狂，袁滨担忧儿子为官不力，于是在抵达后先乔装成过路的老人，询问乡里百姓，得知袁枚清廉正直，有口皆碑，方才放下心来，前去袁枚府上。同年冬，袁枚离任溧水，改任浦口区知县。1743年初春，袁枚离任江浦县，改任沭阳县知县。1744年七月，袁枚自阳赶赴江宁区，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期间袁枚曾推荐才士数人，被主考官回绝，袁枚据理力争，不意冒犯了主考官，最终推荐的才士中仅有一人中举。1745年初春，袁枚受到两江总督章佳·尹继善的帮助，由沭阳移任江宁知县。离任时百姓夹道送别。1747年，尹继善与江苏省布政使王师举荐袁枚担任高邮市知州。恰逢袁枚因同情百姓，漕运钱粮征收不足，被户部参了一本，担任知州一事也因此搁置。袁枚闻讯郁郁寡欢，逐渐有了辞官归隐的念头。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袁枚买下江宁区隋氏的废弃园林，更名为随园。同年秋天，袁枚收到家书，得知母亲患病，忧心忡忡，自己又恰好染上痁疾，于是上书给尹继善，托病辞去官职，数位友人接连相劝，仍未能使其回心转意。1752年二月迫于经济状况与亲友压力，袁枚赴陕西省任职。九月接到父亲的噩耗，旋即返乡，抵达随园已是严冬，因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而抱憾终身。1753年七月，袁枚以千金整治随园初成，作《随园后记》。1755年，袁枚举家搬入随园定居，从此或与好友聚会唱和，或埋头创作诗文，或四处游山玩水，广纳弟子，刊刻诗集，终生不再涉足仕途。随园由此逐渐成为文人雅士聚集交流的重要场所，名声大振，袁枚也成为乾嘉文坛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引领风骚。1773年，因编《四库全书》，两江总督高晋命袁枚将藏书开单呈送。袁枚丰富的藏书自此散去十之六七。1782年至1795年，袁枚徜徉于东南山水之间，直至八十岁高龄仍未停下脚步。1798年，袁枚因病于随园辞世，终年82岁，葬于小仓山。
参考资料：
《子不语》为袁枚所作的文言文笔记小说，多讲述鬼怪故事，是其自娱之作，共二十四卷、续十卷，历时三四十年方写成，后因有书籍同名，又改名为《新齐谐》。“子不语”三字源于《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袁枚有意与孔子唱反调，调侃圣人，可见他大胆、风趣的性格。但《子不语》中也不乏反映现实、讽刺世态、讴歌人性的严肃作品，传达了袁枚进步的思想观念，主要有：人不怕鬼，人能胜鬼；讽刺理学，鼓吹情欲；揭露吏治，褒扬清官；贬斥八股，批判科举；抨击陋习，反映世态等。
自然，在艺术成就上，与《聊斋志异》相比，《子不语》显得粗糙率意，篇幅短小，情节单一，除少量作品外，大多不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所以总体上小说特征不突出，而笔记的意味较浓。但《子不语》也有其长处，那就是语言简朴，多用白描，文言文也较为浅近，接近口语，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子不语》：“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是很中肯的。
袁枚是杰出的古文家，有着较高的散文创作水平。其《小仓山房文集》的古文体裁涵盖了碑文、墓志铭、行状、传、序、记、祭文、书、论、说、表、启等，而内容则囊括了论理、记事、写人、摹景、抒情等方方面面，其中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祭文悼词成就最高。
袁枚的人物传记在《小仓山房文集》中占比很大。袁枚对于文章写作有着复古倾向，他的人物传记吸收了《左传》《史记》等先秦文言文的传统，既遵循实录的原则，又继承了其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兼具真实性和文学性。袁枚刻画人物的手法多样，尤擅长以白描手法写人，同时注重语言、动作的刻画，寥寥数笔，人物的性格、神态就跃然纸上；袁枚有时还以传奇手法写人，情节跌宕，富有戏剧性，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史才。
袁枚的山水游记则反映出其热爱自然的天性，与他“性灵说”的诗歌理论有着相通之处。袁枚描写各地山水名胜，往往能发现其独特的审美特质，从不雷同，且其笔下的山水往往被赋予情感和个性，而人与自然则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游丹霞记》写溪中看山，山与人活泼互动，颇有灵性。袁枚还经常即景悟理，抒写意趣，如《随园记》的结尾，就表达出一种任性自然的生活态度。
袁枚的祭文悼词数量不多，但艺术造诣却很高，影响也很大。袁枚的这类文字并不凭空抒情，而是与记事结合，通过叙事来表达作者深厚的情感。如袁枚的名篇《祭妹文》，回忆幼年与三妹手足情深，通过一些家常琐事，夹叙夹议，带出对妹妹的怀念与哀思。
袁枚的诗歌主要收录于《小仓山房诗集》，收录了袁枚二十一岁到八十二岁所做的四千四百八十多首诗歌，而《随园诗话》是袁枚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袁枚宣传“性灵说”的主要工具，他在诗话中对“性灵说”作了理论上的阐释，选录了大量符合“性灵说”理论要求的诗歌作品，通俗易懂，广受青睐。《随园诗话》的精华在于“话”，但其基础却在于“诗”，书中选诗不拘时代、流派、身份、性别，连闺秀之作也采录甚多，书中还记录了不少诗坛轶事、诗歌本事，展现了清代文化界的剪影。钱锺书先生评价《随园诗话》“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可称确论。袁枚的诗歌特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狂放之个性，袁枚作诗力图摒弃一切有碍于自我表现的习气，目的是展现诗人高扬的主体意识，袁枚虽然没有放弃诗歌的声律，但他不拘泥于定律，而推崇“恰到好处，自成音节。”；二是风雅之胸怀，表现诗人对百姓的同情；三是真挚之情感，袁枚重言情，他认为“景虽好，一过目而忘，情果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四是闲适之趣味，抒发诗人归隐的心境。总的而言，性灵说是一种人性论的诗学，这使得袁枚诗歌的艺术特色别具一格，选材平凡琐细，意象灵动纤巧，情调风趣诙谐，还多采用口语和白描手法，浅近易懂。但也应注意到，袁枚绝大多数的诗歌创作与其理论要求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不能一概而论。
在袁枚的时代，正统诗坛流派纷起，各立门户，面对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的诗坛，袁枚大胆提倡“性灵说”，要求作诗立足真性情，抒发真情感，重视灵感，反对因袭，强调独创，推崇自然。特别是在如何看待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袁枚作出了精辟的回应：“平居有古人，学问方深；落笔无古人，精神方出。”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者必须具有真情、个性、才华三个方面的要素。在此基础上，扩展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需要独创且浑然天成，诗歌意象需要灵活生动，作品内容需要表现个性、抒发真情实感等艺术观点。由此，袁枚倡导作诗要言为心声，以情动人，并自勉道：“专写性情，不得已而适逢典故；不分门户，乃无心而自合唐音”。不仅作诗，袁枚论诗对此也一以贯之，在《随园诗话》中，袁枚选取了大量符合“性灵”标准的作品加以宣扬。可以说，“性灵说”贯穿了袁枚论诗、作诗、品诗、录诗的各个方面，其对诗歌创作内部规律的揭示，也对后世产生了独到而深远的印象。
袁枚是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杨鸿烈先生在《袁枚评传》中将袁枚誉为“中原地区罕有的大思想家”，实非过誉。袁枚有着深刻的怀疑精神，他一方面抨击理学的“道统”之说，冲击被神化后的儒家思想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提倡文化的多元开放；一方面批判理学的禁欲主义，抬高男女之情的地位，否定“存天理，灭人欲”，肯定“饮食男女”的合法性。面对卫道士的打压，袁枚提出了“人欲当处，即是天理”。
这种进步的思想也贯彻在袁枚的文学创作中。袁枚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情诗、艳诗，在其笔记小说《子不语》中，也用了许多篇目批判理学、鼓吹情欲。《全姑》《狐道学》《歪嘴先生》对道学家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紫姑神》《精》写人神、人妖之恋，肯定男女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都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袁枚晚年广招女弟子，是中原地区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而随园女弟子亦是中国诗歌史上少见的女性诗歌创作群体，其人数之多、整体实力之强，达到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高峰。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袁枚女子解放的进步观念。在诗歌创作上，他鼓励女弟子们作诗，多次组织女弟子开展诗会，刊刻《随园女弟子诗选》，在《随园诗话》中大量收录女子诗作，对女弟子进行宣传、表彰。在生活中，袁枚还反对妇女裹脚，用一系列言行提高女性的地位。他的这些行为，为女性解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祖父袁锜，字率土，又字旦釜，仕途不顺。早年屡试不第，云游四方，以做幕僚为生。性格豪侠，能作诗，曾受到王士祯的赏识。袁枚诗歌创作的直接启蒙者之一。
父袁滨，字景歧。因家贫，远赴云南省等地为人幕僚。生性仗义，对刑名之学颇为了解，教子严格。
母章姓，温文尔雅，处事淡然。袁枚少时，家中拮据，日常用度全由章氏一人操办，上至赡养老人，下至抚育子女，无不尽心竭力。
叔父袁鸿，字健磐，在外为幕僚，客居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十余年。爱新觉罗·弘历元年（1736年），袁枚曾赴桂林市加以探望，袁鸿为之引见广西巡抚金鉷，此事成为袁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契机。引荐之恩，袁枚铭记在心，死后灵柩由袁枚安排运回杭州市安葬，妻子皆得到袁枚的看顾。
姑母名不详，嫁沈氏。自小文静娴雅，喜好读书。三十一岁因守寡回到袁家，袁枚多蒙其照顾。
袁滨膝下男丁只袁枚一人，另育有四女。
大姐碧英，嫁王裕琨。有子健庵，善作诗。
二姐名不详，嫁陆康仲。陆早亡，携二子回到袁家。
三妹袁机，字素文。容貌端庄秀丽，自幼雅好读书。由婚约嫁与高氏，后因高氏品行不端而回到家中。学识广博，袁枚多有受益。袁枚与三妹感情深厚，在其过世后写有《女弟素文传》《祭妹文》《哭三妹五十韵》等多篇诗文以为悼念，并为其刊刻《素文女子遗稿》。
四妹袁杼，字静宜，号绮文，嫁松江区人韩思永。守寡后住在随园。
袁枚共有一妻六妾。
正室王氏，一生未育，终年八十八岁，与袁枚合葬小仓山。
侧室六人，分别为：陶氏、方氏、陆姓、金氏、金氏、钟氏。均葬于小仓山。
长子袁通，字君寿，号兰村。由堂弟袁树过继给袁枚。妻汪，字璧双，号佩芬。妾王素，字晋生。有《捧月楼词》《捧月楼诗》。
次子袁迟，字真来。为侧室钟姓所生。
长女成姑，侧室陶氏所生，嫁常熟市蒋氏。
次女珍姑，侧室陆氏所生。
三女良姑，侧室陆氏所生。早夭，袁枚为之作《哭阿良》。
四女琴姑，侧室金氏所生。嫁舟山岛蓝氏。
五女阿如，侧室陆氏所生。嫁六合汪氏。
嗣女鹏姑，袁杼之女，后过继给袁枚。嫁溧阳市史氏。
孙袁祖惠，袁通长子，字伯春，号少兰。妻汪氏。
孙袁祖德，袁通次子，一名祖恩，字闰生，号又村，又号小村。妻汪氏，侧室许姓。咸丰三年（1853年）任上海市知县时，因小刀会攻入县城被杀。
孙袁祖志，袁通三子，字翔甫，号怡庭。有《随园琐记》二卷，《谈瀛录》一卷。妻汪姓，续弦李姓、石氏，侧室吴氏。
孙女袁绶，字紫卿，袁通女，嫁上元（今江苏南京）吴国俊，工诗词，有《闽南杂咏》《瑶华阁词》。
孙袁，袁迟二子，字受之。妻师氏。
孙袁，袁迟三子，字锡堂。妻王姓。
孙女袁嘉，字柔嘉，袁迟女，嫁上元崇颖，有《湘痕阁诗稿》《湘痕阁词》。
孙女袁淑，字疏筠，袁迟女，嫁知县史，有《灵箫阁诗选》。
袁枚以文出名，在文言文、文学理论上都有建树。
在文学理论方面，袁枚的文学批评有着独特的价值，其批评文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传统批评文体样式，有随笔、诗话等，在文论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他众多的文论作品中，《随园诗话》是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一部著作。《随园诗话》阐述了袁枚最重要的“性灵说”的内涵，大量收录诗作以印证其观点，此书一经问世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诸多清代文人引为其标杆之作，许多皇宫贵族甚至自称为“随园弟子”，除了上层人士，此书亦广受平民百姓欢迎，甚至流传到日本，被菊池五山等日本文人模仿，今天仍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内容。
在文学方面，袁枚是乾嘉时期的文学大家，是“乾隆三大家”之一，他以文成名，被程晋芳评价：“文言文第一，骈体第二，诗第三。”足以见其成就。在多种文体中，他以写散文见长，艺术造诣较高，他的散文既通乎古法，又有所创新，灵活变通且情深意切，观赏性强，与其诗歌的“性灵说”有相通之处。袁枚是清代少有的在散文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文学家，在整个中国散文史上有其一席之地，为许多作家学习参考，至今仍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袁枚在园林上的成就也十分令人瞩目，他的“随园”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是他毕生的杰作，他的“随园”也是曹雪芹《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之一。曹寅祖孙三代占有经营此园六十年，没落后由隋家所得，后因隋家败落，袁枚从隋家手中购得“隋园”，改名为“随园”，他辞官后亲自操劳，经过其三十余年的经营，一座江南名园重获生机，许多士大夫都闻名而来，参观游览，题诗称赞；著名贪官和珅在建园时，也曾派人到隋园画图以备参考模仿。由此可知，随园在中国园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袁枚还是一位美食家，其作品《随园食单》是中国饮食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有着珍贵的历史考证价值。他曾多次在随园宴请宾客，客人们皆对宴会菜品好评如潮。袁枚的《随园食单》不仅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菜谱，还记载了袁枚对于饮食文化的见解，他所创的菜式皆有文化内涵，色香味俱全之外还能品出诗意。总而言之，他在美食上也有着较高造诣。
袁枚是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抨击理学的“道统”之说，提倡文化的多元开放，批判理学的禁欲主义，抬高男女之情的地位，否定“存天理，灭人欲”，肯定“饮食男女”的合法性。这种进步的思想也贯彻在袁枚的文学创作中，随着其作品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清代妇女文学活动不同于前代，不再是文学史的点缀，而是成为核心的一部分，这一现象离不开袁枚等文坛领袖的鼓励发扬，他曾有言：“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他批判束缚女子文学才能的观念，并鼓励女子作诗，在晚年时，他广招女弟子，形成了著名的随园女弟子群，其《随园诗话》收录了大量她们的作品，这为女性创作起到了正名的作用，在女性解放上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
袁枚才名远扬，古今众名家对其多有褒扬。
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在《赠袁枚》中有言："女称绝色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
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偶阅小仓山房诗再题》中说：“不拘格律破空行，绝世奇才语必惊。”
清代文学家姚鼐《与鲍双五》曾言：“今日诗家大为榛塞，虽通人不能具正见。吾断谓樊、简斋皆诗家之恶派。”
清代经史学家，考据学者，金石学家孙星衍在《随园随笔序》中评道：“（先生）以才名倾动当路，而未尝先人。……凡所言皆非寻章摘句之儒所能几及者，岂非旷世之才,必有过人之识？”
现代知名学者严迪昌在《清诗史》评价袁枚：“如果说诗史上曾经有过本来意义上的“专业”诗人，即以毕生心力集注于诗的理论和实践，持之为唯一从事的文学文化事业的话，那么袁枚就是这样的专业诗人和诗学理论家；而且，至少在清代他是唯一全身心投入诗的事业者，整个清代二百七十年间的所有大家、名家诗人中找不出类似袁枚的第二个。”
袁枚虽然成就斐然，但仍有消极评价。清末明初，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评价袁枚：“乾隆全盛时，所谓袁、蒋、赵三大家者，臭腐盖不可闻。”
袁枚墓原址位于小仓山南岭，上世纪50年代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前原有石牌坊，上刻“清故袁随园先生墓道”九字，并树“皇清授奉政大夫显考袁简斋之墓”石碑一块，碑文为桐城派文言文家姚鼐所撰。文革中地面遗迹均被毁坏，仅存墓址。1974年3月18，因兴建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建设工程指挥部会同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历时三天，对袁枚墓进行了全面清理。共理出墓葬三座，一座男墓，为袁枚所葬；两座女墓，为袁枚妻妾。皆为砖室，墓长2.5米左右，其宽度仅容木棺一具。随葬物有金簪3枚，金耳环2副，玉带片20块。以及玉管、铜镜、瓷罐等。
位于南京五台山余脉小仓山一带，毁于太平军战火，地面主体建筑均已不存，仅留遗址。上世纪30年代，中央大学教授朱偰考察金陵古迹，写成《金陵古迹图考》一书，提及随园，称“旧事迹荡然，仅有清袁随园先生墓碑，当干河沿南山坡上，袁子才先生祠，破一楹，当干河沿北；今又筑为马路，随园旧迹，扫地尽矣”。2016年11月12日上午，坐落于原随园区域的袁枚雕像在南京广州路和宁海路交叉口落成揭牌。
位于沭阳县扎下镇，占地2000余平。主体为木结构，中轴对称，分上下两层；大门门楼为典型徽派建筑歇山式，高大威严。雕刻技艺采用徽式木雕、镂空雕等，构思奇妙、精致细腻。
袁枚手植紫藤，主干地径53.4厘米，位于沭阳县衙（现紫藤花园小区），列入宿迁市古树名木目录，沭阳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43年，袁枚任沭阳县知县，于衙门大院栽紫藤、国槐各一株，沭阳县百姓称之为“袁公藤”“袁公槐”。1788年，袁枚受邀故地重游，见此一树一藤，感慨万千，写下《重到沭阳图记》。2004年，因开发建设，袁公槐枯亡，紫藤奄奄一息，开发商与政府展开协作，历时一年零六个月，253岁的“袁公藤”复壮成功。
袁枚才名卓著，又性格放达，一生交游广泛，可谓遍布海内。从身份来看，交游者的社会组成十分驳杂，涵盖了世家大族、高官显要、布衣百姓、僧人隐士等，还有招纳的大量女弟子，也与袁枚过从甚密。从地域来看，袁枚的交游则大致以南京、苏州市、杭州市三地为中心，形成广阔的社交网络。但江湖虽广，知己难得，在袁枚的一生中，可以称得上知交的人并不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对袁枚有知遇之恩的“第一知己”金鉷。
乾隆元年（1736年），21岁的袁枚刚刚通过科试，虽获得了乡试的资格，但却要等待两年之久。父亲袁滨年老还乡，没有收入，家庭用度日见拮据，“家徒四壁，日用艰难”。袁滨于是安排袁枚投奔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叔父袁鸿，以谋出路。袁枚盘缠吃紧，虽得好友资助，依旧“受尽饥寒”，最终于端午前一日堪堪抵达桂林市。不料叔父虽在金鉷幕府供职，却并不得志，认为袁枚万里迢迢赶来，也不过是做无用功。乍一相见，竟面有怒容，说道：“你不该来！”唬得袁枚不知如何是好。但袁鸿虽然嘴上责怪袁枚，次日还是带他前往拜谒金鉷。
在府衙官厅，袁枚见到金鉷所作对联：“坐此似同舟，宦情彼此关休戚；须臾参大府，公事何妨共酌商”，觉得“用意深厚，有名臣风味”，未睹其人，先有仰慕之情，待得会面，更觉投缘。金鉷见袁枚容貌不俗，当即命袁枚作诗，惊为才子。叔父经此一事，也对袁枚刮目相看。袁枚来前不久，金鉷恰巧收得汉朝的铜鼓两面，于是又以此为题，要求袁枚现场作一篇《铜鼓赋》。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袁枚依旧胸有成竹，提笔立就，文无加点，辞采瑰丽。金鉷读罢大为赞赏，命人刻入省志之中，列为国朝赋之首，对袁枚更是以国士相待。
袁枚于是留在金鉷府中长达三月，二人探讨经史、兵法，相谈甚欢。金鉷会见属下，也屡屡夸赞袁枚诗文，为袁枚扬名。同年，乾隆决定九月在京城举办博学鸿词试，要求各省向朝廷举荐参加考试的人才。其他长官每每一次推荐数人，而金鉷却专门为袁枚写了一封奏折，称袁枚“奇才应运，卓识冠时，臣所特荐，止此一人”，把袁枚夸上了天。此事轰动全国，广西大小官员都争相前来问讯，袁枚一时间竟成为当时的热门人物。八月，袁枚挥泪拜别金鉷，赴京赶考。临行前，金鉷赠予袁枚白银一百二十两，又派专人打点行装，将袁枚一路护送到京城。
乾隆四年（1739年），袁枚中进士，告假返乡娶妻。此时金鉷因遭人构陷，已罢官在家，袁枚途经安肃，前往拜访，到时已是暮色昏沉，大雪纷飞。金鉷听闻袁枚来访，喜出望外，拄杖迎出大门，笑道：“我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经此一别，不料竟是阴阳两隔。次年，朝廷欲再度起用金鉷，钦点其为河南省布政使，然而吏部文书到时，金鉷已过世三月有余。
得知金鉷的死讯，袁枚悲痛不已，赋诗哀悼，并为金鉷撰写神道碑。二十年后，袁枚作《诸知己诗》，中有《广西巡抚金公鉷》一首，结尾写道：“一事不能副，两泪何由终。九原如可作，持面愁相逢”，感念之情溢于言表。临终前，袁枚仍不忘告知两个儿子，“金公“”为“此六十年来，生平第一知己”，令人不胜唏嘘。
袁枚文名远扬，但在他身上也有许多让人诟病之处，好色为其中之一，年轻时他常流连花丛，风流之名远近皆知，他怜香惜玉，甚至将妓女赎回家，遭到家人一致反对，不得不为此女另寻人家。他虽然是通脱之人，抨击封建礼教，但他仍未能摆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他年已逾不惑，但其发妻一直未育，故常托言无子，一再纳妾，先后纳了陆姬、金姬等六人，63岁方得一子。袁枚得子后，虽未再娶妾，但仍常与妓女调情，显露其好女色的特点。
袁枚的风流之举在社会上褒贬不一，虽不乏赞誉之人，但斥责者大有人在，章学诚为斥责者之代表，他视袁枚尤若仇敌，谩骂其文章与为人，在《文史通议·诗话》中强烈谴责了袁枚的好女色，虽稍有过激，但并不无道理。
袁枚雕像在“随园”落成.新浪网.2023-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