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Western Xia Dynasty，1038年-1227年）是位于中国西北地区以党项人为主体的政权，肇基于晚唐胡籍藩镇夏州政权，由元昊于1038年正式称帝建立，建都兴庆府（后改名中兴府，即今银川市），国号为大夏或邦泥定等，汉籍习称西夏。西夏共历十帝，享国一百九十年，与辽朝、北宋及金朝、南宋先后鼎立。
关于西夏的疆土面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1111年的西夏版图为基础，加上辽、北宋夺走的领土，估算西夏立国时约有80万平方公里。而西夏的人口数量，目前在学术界尚未有定论，学者们的估算数量差距较大，有估算九百万的，也有估算一百万左右的。
政治制度方面，西夏受宋朝影响较大，官署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实行全民皆兵制。经济上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西夏的夏人剑、弩枪箭在当时都得到了很高的赞誉。商业方面，前期主要与宋朝贸易，后期则以金朝为主要对象。西夏虽铸造自己的货币，但域内主要流通北宋货币。 西夏亦有自己的文字，是模仿汉字而创制出来的，但笔画较汉字繁冗，设有“蕃学”和“汉学”，并沿用唐宋制度科举取士。党项人信仰原始宗教，亦盛行巫术。西夏立国后，由于皇室的大力倡导和推行，佛教成为西夏的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亦在西夏境内传播。西夏人亦信仰道教，史载元昊与其妃野利氏的长子好道，学辟谷气而死。
1227年，蒙古出征西夏，围攻西夏中兴府半年，西夏粮尽弹绝，加之又遇地震灾害，西夏乞降，蒙古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死前来投降的夏末帝，西夏灭亡。
元昊于1038年称帝，次年遣使至宋上表曰：“……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
对于为何取“大夏”为国名，主要有三种观点。首先是王静如认为是袭用“禹称大夏，或用赫连勃勃昔称大夏之故地”。吴忠礼在《西夏国名鳞爪》一文中亦解释道，西夏国的主体民族是党项人，党项人又是羌族后裔。而 “大禹出西羌”，党项人与大禹同为古羌族后裔，党项人建立自己的政权，重以“夏”为国名，以示党项人与上古帝君有着共同的血统，以求正统与正名。但是，李范文则认为大夏由大夏河之名而来。大夏河发源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境山中，东北流入甘肃省临夏县，又东流折北入于黄河，这里是党项人祖先的原始居住地区，李范文认为党项人是用祖先居住之地作为国名。而吴天墀等学者则认为党项族拓跋姓内迁后久居平夏地区，当时亦有平夏部之称，而拓跋氏先祖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权，唐朝曾封其为夏国公，此后世代割据相袭，之后宋、辽都多次赐封夏州政权首领为“夏王”“夏国王”“大夏国王”，历史传统悠久，故而取名为“大夏”。
元昊称其建立的国家为大夏，当时的宋人则称其为夏或西夏，比如司马光曾作《论西夏札子》一文。被称为西夏，可能是因为其位于宋、辽、金的西部，又或是为了与东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作区分。辽亦称其为夏或大夏。而西夏之名则是元朝晚期开始普遍流行，元修《辽史》时把夏国史记为《西夏外记》，《金史》则称夏国史为《西夏传》，明修《元史》则径称西夏，清代时出现了以西夏为名的书籍如《西夏书事》和《西夏书》等。
除了夏、大夏和西夏，各类史籍中，西夏还有极多称谓：白上国、大白上国（大白高国）、白上大夏国（白高大夏国）、白弥、于弥、邦面令、邦儿定、邦泥定国、党项族、河西、唐兀惕、唐古特、唐古、唐兀、弭药、弥娥等等。
白上国、大白上国（大白高国）、白上大夏国（白高大夏国）、白弥、于弥是西夏文的汉译，原文是西夏文字，如西夏文物“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正文为西夏文字，首行可译为“大白上国境凉州感应塔之碑铭”。邦泥定亦是西夏自称，按《宋史·夏国传上》记载：“明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与文贵俱来，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霄而不称臣。”为何称“邦泥定”，吴天墀和苏联学者聂历山（即聂斯克）认为是“白上国”的音译。邦面令、邦儿定则是宋人对西夏文的翻译。为何以“白”为国名，对此学者们的解释不一，有认为是取自党项族羌族发祥于白河之上的意思，亦有学者认为是采纳了汉族的五行学说，中原地区历代王朝讲究德运，各以木、火、土、金、水五德传承，辽、宋、金亦各自诩为华夏正统，西夏文《圣立义海》中，有“国属金”的记载，西夏认为自己继承了天宝的土德，遂为金德，金为白色。
党项一词出现于隋唐，是中原汉族及其建立的隋、唐、宋诸朝给予的称呼。北宋又称西夏为河西，《梦溪笔谈》中记载：“宝元中，忠穆王吏部为枢密使，河西首领李元昊叛，上问边备……。”
北方与中亚诸族还称西夏为唐兀惕、唐古特、唐古、唐兀，它们应是党项的异译。而党项拓跋姓也曾以弭药为称号，该称号别译极多，如木内、母纳、弥娥、缅药、木雅、密纳克等等。北宋时期，吐蕃和金玉国称西夏为缅药家、弭药。
关于党项拓跋氏的族源，学者们至今对此意见不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党项拓跋氏源出鲜卑，另一种意见认为党项拓跋氏与羌族同源。按《隋书》及新旧《旧唐书》记载，党项是羌族的一支，拓跋氏属于党项八部之一的拓跋氏。而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元昊在给赵祯的表章中自述：“臣祖宗本出帝胃，当东晋之末运，创北魏之初基。”《辽史·西夏外记》中也记载：“西夏本魏拓跋姓后。”《金史·西夏传》中记载：“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即西夏皇室自认为出自元魏拓跋氏。但李范文等学者认为西夏皇室自称是元魏的后代，目的在于提高门第。
历史上，西夏皇室屡次易姓。按钱穆语，西夏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晚唐时党项族李思恭因平叛黄巢起义有功，被李唐皇室赐姓李姓，拜夏州节度使。北宋初期，夏州政权的李继迁投附北宋，被赐姓赵，而元昊即位后宣布改姓“嵬名氏”。
按钱穆语，西夏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始于唐末党项拓跋姓建立的夏州政权。
党项羌在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初露头角，起初主要居住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分部落散居，如拓跋氏、细封氏、野利氏等。隋唐，开始有部分党项部落投附隋唐政府，如585年，党项族的首领拓跋宁丛率领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定居，隋封其为大将军；629年，党项羌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领部落归附唐朝，唐政府在其居地设轨州（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封其为刺史等。
晚唐黄巢起义发生时，时任宥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境内）刺史的李思恭因率军平叛有功，李儇封其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姓也被称为李姓，夏州政权获得了“定难军”称号，统辖夏、银、绥、宥四州，成了名实相符的藩镇。此后，夏州政权的领地一度占领了、坊、丹、延、翟五州并维持了十余年时间，之后又陆续失去这五州，此后，直到唐朝灭亡，只占据夏、银、绥、宥四州。唐末时藩镇专横跋扈，但夏州政权却唯唐廷之命是从。在唐末五代十国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夏州政权对统治中原的各政权，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关系。949年，后汉政府把静州划归定难军，夏州辖区增至五州。
960年，北宋建立。时任夏州首领李彝殷派子李光睿奉表贺赵匡胤登极，还避宋讳改名李彝兴。982年，因无力解决家族内部矛盾，时任夏州首领李继捧投附北宋，献出领地。但族人李继迁却表示反对，逃往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建立反宋联盟，并向辽称臣，结辽以抗宋，耶律隆绪册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等，并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
宋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封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以收抚李继迁。但李继捧与李继迁联合于991年7月攻占银、绥二州，宋朝被迫授予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993年，李继迁向宋索取“故土”，又连攻庆、原、环等州。995年，宋派李继隆率兵进击，把李继捧逮捕回朝，并毁废夏州城，而李继迁出兵攻乌白池（今宁夏盐池）、清远军（今银川东）等地。996年4月，夏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5月又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赵光义亲自作了分五路出兵的部署，全面进攻，但最终无功而返。997年，宋太宗死，赵恒继位，与夏议和，把李继捧献出的夏、银、绥、宥、静五州割与李继迁。
1002年3月，李继迁率兵陷灵州，杀死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同年10月，李继迁攻打吐蕃首领潘罗支统治下的武威郡时，伤重丧命，于1004年死去，子李德明继位。1004年7月，辽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同年12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宋辽关系缓和。次年，李德明遣使到宋请和，双方于1006年议和，签订景德和约，宋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等。李德明在位将近三十年，这期间基本上同宋朝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
1031年，李德明死，子元昊继位。元昊对其父臣属宋朝早怀不满，继位后，改姓嵬名氏，发布秃发令，恢复民族旧俗等，并于1038年正式称帝。1040年，西夏在三川口镇（今陕西延安西北）、1041年在好水川之战（今隆德县东）、1042年在定川寨（今宁夏灵固原西北）三次战役中大败宋军。1044年，西夏与北宋达成议和条件，西夏向北宋称臣，北宋每年给予“岁赐”等。同年，夏辽关系恶化，双方交战，辽军溃败，双方议和。自此，北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势形成。
按《宋史·夏国传上》记载元昊五娶：①大辽兴平公主②没藏氏③野利氏④没移氏⑤索氏。而《长编》卷一六二则记载元昊七娶：①默穆氏（即卫慕氏、母米氏）②索氏③多拉氏（即都罗氏）④密克默特氏（即咩迷氏）⑤叶勒氏（即野利氏）⑥耶律氏（即兴平公主）⑦摩移氏（即没移氏）。毅宗谅的生母没藏皇后尚不在七娶之数内。
按《东都事略》卷一二七记载，母米氏族人山喜谋杀元昊，被其发觉，元昊杀其母和山喜族人。母米氏（或米氏），在别的文献被记载为卫慕氏或未慕氏、米慕氏、默穆氏等。元昊的生母和他的第一妻，都出自卫慕氏。元昊不仅杀母，亦杀了配偶之一卫慕氏及其所生之子。
另按《长编》卷一六二记载，没藏氏是野利遇乞的妻子。野利遇乞为元昊心腹大将，以善战著称。北宋为除掉他，利用元昊多疑性格，使反间计，元昊中计，将其杀害。野利遇乞死后，没藏氏与元昊私通，为避人耳目曾出家为尼。
元昊起初宠爱野利氏，野利氏生三子，长子好道，学辟谷气忤而死；次子宁凌噶（或李宁令哥）被立为太子；三子早夭。元昊原打算为太子纳没移氏为妻，后却夺爱自娶。元昊的所作所为最终引起家庭事变。1048年正月，宁凌噶带人杀害元昊，其终年46岁。关于太子宁凌噶刺杀元昊的动机，史籍上有两种说法。按《长编》卷一六二和《东都事略·西夏传》的记载，认为是太子宁凌噶恨元昊夺娶没移氏。而按《梦溪笔谈》卷二五记载，没藏皇后受元昊宠爱并生下谅祚。野利氏嫉妒，让太子宁凌噶除去没藏氏，宁凌噶寻没藏氏时遇到元昊，遂刺杀元昊。之后，宁凌噶被没藏氏的兄长没藏讹庞等人杀害，未满周岁的谅祚被扶上了帝位。
谅祚（生卒年1047年-1067年，在位1048年-1067年），西夏第二任皇帝，幼年即位，朝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没藏氏兄妹手中，没藏讹庞自任国相，独揽大权。
1056年，没藏氏到贺兰山出猎，归途中突遭击杀。没藏太后死后，没藏讹庞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谅祚为后，进一步控制国政。谅祚年岁渐长，对没藏讹庞的专权极为不满，没藏讹庞借故诛杀了谅祚的亲信高怀正、毛惟昌后，双方矛盾加深。1061年，没藏讹庞父子阴谋杀害谅祚，谅祚因与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因而提前获悉，随即派人擒杀没藏讹庞及其家族，并杀其皇后没藏皇后，立梁氏为后。1067年，谅祚死，子秉常即位。
秉常（生卒年1060年-1086年，在位1067年-1086年），西夏第三任皇帝，即位时年仅7岁，由生母梁氏摄政，梁氏弟弟梁乙埋作国相，大权落到梁氏家族手中。1076年，16岁的秉常亲政，表现出亲近汉文化的热情，被保守派臣僚不满。1081年，将军李清劝诱秉常归附宋朝，被梁太后所知，杀了李清，并监禁了秉常。
当时分领右厢兵马的仁多族和梁氏一族敌对，统军禹藏花麻呼请宋朝讨伐梁氏，愿为内应的文书。宋朝趁机对西夏发动进攻，最终由于步调不一，粮饷不济而溃退，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但西夏经过此战，无论实力和领土都被削弱不小。从此在双方战斗力的对比上，西夏开始显出颓势。西夏国内矛盾重重，梁氏为稳定人心而让秉常复位。1085年，梁乙埋与梁太后相继死去，乙埋的儿子梁乙自任国相。1086年，秉常死去，年仅26岁。秉常3岁的幼子乾顺继位，即李乾顺。
乾顺（生卒年1084年-1139年，在位1086年-1139年），西夏第四任皇帝，生母为梁乙逋的妹妹。乾顺年幼，由生母梁氏摄政，梁乙逋作国相，朝政大权落到梁太后和梁乙逋兄妹手中。梁乙逋专权自大，甚至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两人彼此猜忌不满。1084年10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臣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发觉，在梁太后的支持下，仁多保忠等率部众诛杀梁乙逋全家。
梁乙逋被杀后，梁太后掌握了军政大权。梁太后好战，梁乙逋生前，她同粱乙逋共同领兵作战，也经常独自领兵出战，梁乙逋死后，从1096年到1099年的短短三年中，她亲自发动地对宋朝的进攻有二十几次。梁乙逋死后，梁太后掌握军政大权，继续对宋朝用兵，并多次向辽朝求援。其时辽国的耶律洪基素来厌恶梁太后，故多次不予理睬。1099年，乾顺已年满16岁，但梁太后仍不许其亲政。辽道宗遣使至西夏，用毒酒将梁太后毒死，乾顺在辽国的支持下开始亲政。
1105年，辽国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乾顺。任得敬原为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通判，1126年9月，李乾顺乾顺进攻西安州，任得敬献城降夏。1137年，任得敬献女进宫，乾顺纳为妃，任妃十分得乾顺的喜爱。1138年8月，乾顺册立任妃为皇后。1139年，乾顺卒。
仁孝（生卒年1124年-1193年，在位1139年-1193年），西夏第五任皇帝，即位时16岁。仁孝即位之初，西夏内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125年，金朝灭亡辽朝。辽成安公主的扈从萧合达因对西夏投附金朝不满，于1140年4月起兵反叛，图谋恢复辽国。仁孝命静州（今银川南）统军任得敬迅速平定了萧合达叛乱。此后，西夏又发生饥荒、地震，西夏民众起而反抗，但由于有前期奠定的基础，最终仁孝渡过难关。
1170年5月，外戚楚王任得敬（？-1170年）胁迫仁孝分西夏国之半归他统治，另立楚国，又强迫仁孝为他向金朝请求册封，金朝不予。仁孝于1170年8月，讨杀任得敬，次年11月，任得敬逃往金朝北境，被当地部族杀死。1193年，李仁孝死，子纯继位。
仁宗仁孝以后，西夏政局不稳，帝位频繁更迭。纯祐（生卒年1177年-1206年，在位1193年-1206年），西夏第六任皇帝，仁宗长子，继位时年17岁，生母罗氏。在平叛任得敬政变时，仁宗弟仁友以功封越王。1196年12月，越王仁友病死，其子安全请求承袭王爵，纯祐不许，降封为镇夷郡王，安全不满。1206年正月，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纯祐，自立为帝，是为襄宗（生卒年1170-1211，在位1206-1211）成为西夏第七任皇帝，纯祐被废后旋暴卒。
1211年，西夏再次发生宫廷政变，齐王遵发动政变，废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生卒年1162年-1226年，在位1211年-1223年），乃西夏第八任皇帝。遵顼实行附蒙古侵金政策但失败，1223年，在内外交困中，遵顼退位，传位于其子德旺，是为李德旺（生卒年1181年-1226年，在位1223年-1226年）。1226年5月，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击中，遵顼病死，7月，德旺亦惊吓而死。其弟清平郡王的儿子南平王睍（xiàn）继位，是为末帝（生卒年？-1227年，在位1226年-1227年）。此时蒙古兵临城下，国势濒危。1227年春，京城被围，据城坚守，7月粮尽援绝，又发生地震，夏末帝出降被杀，国灭亡。
晚唐黄巢起义时，拓跋思恭因平叛有功，李儇封其为夏州节度使，军称“定难”，领夏（治所今靖边县白城子）、银（治所今陕西米脂西北）、绥（治所今绥德县）、宥（治所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附近）四州地，即定难军节度使辖今陕北地区及内蒙古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949年，后汉把静州（羁縻州，治所不详）划给定难军，辖区增为五州。982年，李继捧因无法解决族内的矛盾而投附北宋，主动把领地献给北宋。宋朝接管这五州，割据一个多世纪的夏州政权暂告结束。
李继捧的决策遭到族人李继迁的坚决反对。李继迁出逃，建立反宋联盟。这期间李继迁联合少数民族、辽朝多次与北宋交战，赵光义死后即位的赵恒妥协，与西夏议和，割原夏州政权所辖的五州与李继迁，后李继迁攻陷灵州，以宁夏平原为腹地，控制住了南部的鸣沙、威州及北部的后套地区。
之后，西夏继续向西扩张，矛头对准吐蕃和回鹘。李继迁逝世后，子李德明于1006年向北宋表示愿意归顺。宋真宗采取怀柔政策，把白于山及山界蕃户划归西夏，李德明的地盘进一步南扩。1020年，李德明把首都迁到怀远镇（今银川老城址）。1010年，再破临夏回族自治州诸羌。1028年，攻回鹘，夺取张掖市（治所今甘肃张掖）。1032年，西夏攻河西吐蕃，得西凉府（凉州）。1034年，攻北宋府州（治所今府谷县），掠环庆，白豹城（今陕西吴起县西南）及后桥堡。1036年，攻回鹘，取瓜（治所今瓜州县东南）、沙（治所今甘肃敦煌）、肃（治所今酒泉市）三州，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领土面积大大增加。夺取瓜、沙、肃三州后，元昊又攻兰州市诸羌，“南掠地至马衔山，筑城瓦川、凡川会，留兵镇守，绝西蕃与中原地区相通路”。
1038年，元昊称帝，此时西夏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以《中国历史地图集》1111年的西夏版图为基数，加上辽、北宋夺走的领土，估算西夏立国时约有8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
西夏人口数量在学术界一直有较大争议。西夏人口史无记载，今人对西夏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据史书记载的西夏兵力配置数目中估算的。余苇青在《试论西夏人消失的原因》一文估算西夏人口有九百万。李虎《西夏人口问题琐谈》一文中认为西夏约有四百万人口。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一书中认为西夏一度曾拥有三百万人口。漆侠、乔幼梅则估算西夏人口约为一百万。赵斌在《西夏开国人口考论》认为西夏建国时的人口大致在一百万左右波动。
西夏的官僚制度受北宋影响较大。元昊建国时，仿照北宋制度设立了中央行政机构，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这些机构包括中书门下、枢密、三司、御史台、东京汴梁、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和汉学。如开封市是北宋首都，西夏设置官署时照搬北宋的做法，西夏的开封府，指的是都城兴庆府的衙门。1039年，西夏又仿照北宋增设尚书省，置尚书令总理王国的一切庶务，管辖六司。李谅祚谅祚时期，又对官制进行了调整，设立了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以及中书学士等官。崇宗、仁宗时期，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央国家机构等级、官员委派和管理机制等。
关于西夏官制，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西夏是一套官制还是蕃汉两套官制。支持蕃汉两套官制的学者有吴天墀、吴广成，而刘兴全和吴炎则认为西夏先期有蕃官和汉官两个系统，后来蕃官系统则逐渐消融在汉官系统之中而丧失了其独立存在的地位；认为只有一套官制的则有白滨、李蔚、李范文、史金波、汤开建等。
此外，史金波认为西夏的“官”有些类似于中原王朝的“爵”，一般不担任何种实职性的职务，而“官”的等级和“职”的高低不一定一一对应，官阶高的人可能比官阶低的人职务低。史金波还认为西夏的官品大致分为十二品官及杂官，这些官品又可以概括地分为三类：及授（末品及以上）、及御印（六品至十二品）、未及御印（杂官）。但文志勇认为史金波的“不及御印官”“及御印官”和“及受官”三类的分法不太恰当，“及授官”不应和“及御印官”对立并列，而应是“及御印官”当中的高级阶层。
学术界至今对西夏政区划分无统一意见，下列是根据汉文资料和西夏的《天盛律令·司序行文门》的记载而制成的政区登记表。
西夏的赋税有田赋、牲畜税、商税等。田赋即土地税，主要征收谷物与禾草，谷物如麦、大麦、麻褐、黄豆、秫、粟、糜等，禾草则有冬草蓬子、夏蒡、麦草、粟草等谷物秸秆与谷糠。有关牲畜税的记载极少，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记载，牧民需按牲畜数量提供披、甲、马等军事装备。商税则有夏宋边界 “和市” 交易税、对过境回鹘商人征收的重税、 逃缴买卖税、各地买卖税等，西夏还征收媒人税与妇人价值税 。西夏实行盐、酒专卖，盐、酒亦都需缴税。此外，西夏还通过摊派与和买“创收”，和买是以官府与国主需要为由，从广大农牧民手中收买杂物、牲畜及各类食物。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故意压价，从而间接地增加税收。
西夏的徭役，可分为兵役和力役。西夏实行全民皆兵制，并分为直接担负战斗的“正军”和军中劳役“负赡”。西夏朝廷仅为“正军”提供很少的军事装备，弓箭、盔甲等需自备，此外还需补充“长生马”、驼。西夏时期的力役繁重，如大规模征调民夫修筑黄河水利，兴修首都、宫室、陵、寺庙等。
西夏有自己的货币，其钱币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据史书记载，西夏于1158年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但西夏国内主要流通的货币，是北宋货币 。实际上，北宋货币是辽、夏、金等并立政权的通用货币。西夏不论与辽还是金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使用的是北宋货币。从目前出土的西夏窖藏来看，北宋铜钱至少占80%以上。究其原因，可能与西夏境内缺少铸币资源有关，而宋、辽、金都有颁布禁止铜铁出口的禁令，亦跟西夏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西夏境内少数民族，虽然也有货币的要求，但由于仍然主要从事畜牧业，多以物易物的交换。
元昊立国后，于1039年建“蕃学”，以求“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原地区”。李乾顺乾顺时期，西夏大力提倡尊崇儒学，建立了类似于宋朝的国子学的“国学”教授儒家经典。根据汉文史籍的记载，西夏从崇宗到李仁孝时期设立了国学、小学、宫学、太学。国学的学员由皇族、贵族及汉族官僚子弟组成，定员三百人，并由学校供给学生伙食；小学跟北宋的“小学”类似，设于西夏域内各州县；宫学类似于宋朝的“宫学”或“宗学”，设于宫禁，招收七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太学亦类似于宋朝的太学。
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翰道冲，八岁时以《尚书》中童子举，其时正当李乾顺在位期间，可知当时西夏已有童子科。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之后，西夏又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西夏的科举取士一直延续到国亡。
关于西夏的军事制度，学者们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金宝祥认为西夏军队是一个“带有氏族血缘的部落军事组织”。吴天墀则称“西夏的军事制度，保留有奴隶制的浓厚残余”。李蔚也认为“西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带有氏族血缘色彩的部落兵制”。乔幼梅则总结为“西夏宗族兵制是全民兵役制的基础，而西夏全民兵役制则是宗族兵制的一个发展”。
不过，大多数学者均认为，西夏军队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之分。陈炳应认为西夏军队分为三大部分：①边镇军，包括监军司和巡检司兵；②中央军，包括兴、灵镇守兵和擒生军；③国主护卫军，包括六班直与铁骑。白滨认为西夏军队分为侍卫军、中央军和地方部队三种。乔幼梅则将西夏军队分为中央兵和地方兵两大系统。但汤开建则认为“虽不敢完全否认西夏军队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两大系统之分，但从目前文献所透露的全部信息，还不足以说明西夏有中央兵与地方兵两大系统清楚的区分”。
关于西夏军队数量的问题，研究者对西夏军队数量的估算也有很大的不同，有估算为十五万者，有估算五十万者，有估算七十万者，甚至还有估算一百万者。
西夏的诉讼以刑事为主，即使是民事案件也适用刑律。法律明确支持受害人自诉，限期举报，先告未审毕不得越权，重复起诉时不得增加控诉内容。举报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牲畜盗杀、卖敕禁品等。亲属、卑幼、使军、奴仆的举告权受限，只能举报特定罪行。虚假举报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并可能连累家人。
律令规定盗案发生后，应派捕盗巡检追捕罪犯，3日内都巡检督促检查，10日以内缉盗归案。邻里应协助拘捕罪犯，拒捕者可能被拘捕人处死，且拘捕人对此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传讯轻微犯罪人及证人的“差人”应根据距离远近确定期限，逾期者会被惩罚，惩罚方式根据逾期时间而定。
判决前的犯罪嫌疑人有基本生存权，入狱后官方应先提供食粮和御寒衣物。牢房开天窗保持空气清洁，冬季需提供草席和蒲席，但燃料自备，而贫困的囚犯由官方供给。囚犯生病应该得到医治，否则导致其死亡或剥夺囚犯食粮和衣物者致其死亡时将被追究责任，罚款或监禁。除死刑犯不许担保外，其他囚犯有疾病、恶疮以及女犯人怀孕时可等疾病痊愈和女犯人产子后再审问。
西夏审判以级别管辖为主，地区管辖很少涉及。死刑、长期徒刑需在40天以内作出判决，劳役是20天，其余大小公事则是10天以内，逾期相关官吏需受罚。证据是审判的重要依据，包括人证、物证。但证人主体资格受限，同居相隐者对一般犯罪不能互相作证，80岁以上、10岁以下和重病患者亦不能作证。
证人须对证言负责，作伪证则要反坐。审判非常注重物证，将其作为定罪的重要依据。死伤要请医生鉴定，捉奸要捉双，捉贼要捉赃。取证验证必须由司内大人指挥，不允许事先派人取证，违反者需受处罚。刑讯逼供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只有在证人与告者的陈述一致，而犯罪嫌疑人仍不承认时，才可以使用刑讯。而拷囚致死时，若是依法拷打致死且限杖未超，非故意则不治罪，滥施刑讯致死需治罪。贵族官僚享有减免刑讯的特权。对判决不服时可上诉，但不实上诉需受罚。
重大案件的终审权在皇帝手中，如果诸司未奏而擅自判断，将严惩不贷。十恶罪依律应杀，但不奏擅自杀，杀人者不论官，一律当绞。
夏、宋、辽、金四国之中，西夏的实力最为弱小，因此，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游走于他们中间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是其外交特征之一，其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甚至立国，与其善于利用北宋、辽之间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元昊立国后，于1040年至1043年期间对北宋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之战三大战役，皆获胜。但元昊边进攻边谈判，从1041年至1044年期间多次与北宋交涉谈判，双方为了封爵、岁贡等问题长期争执不下，但当夏辽两国关系紧张，元昊立刻遣使前往北宋，促成“庆历议和”达成协议。之后，西夏为了抵御北宋的进攻，与辽结盟，正是有了辽的支持，才能抵御北宋的军事压力。
西夏与北宋的战争次数多而规模小，是其对外关系又一特点，终北宋之世，双方战争断断续续没有停止过，仅惠宗秉常统治期间（在位1067~1086），西夏与北宋交战就达四十次以上。但西夏进攻北宋主要是为了劫掠或自卫，如元昊进攻北宋，进入宋境后虽攻城略地，但大肆抄掠一番就急忙退回，而北宋大举进攻西夏时，西夏则采取坚壁清野，不与正面交锋。所以，夏宋战争在规模上比较小，没有宋辽的澶州之战、宋金的富平之战那样的大规模战略决战。此外，虽然西夏与北宋之间大小战事不断，但因为西夏经济没有北宋发达，迫切需要同北宋进行经济方面的交流。同时，西夏畜牧业发达，且占据丝路要道，北宋也需要从西夏进口畜产品以及来自中亚西域的商品。因此双方虽然军事纷争不断，但经济联系却从未间断。
和夏宋相比，夏辽关系则要友好得多。从李继迁投附辽朝起，至辽朝灭亡，双方在这近一百四十年期间，双方虽发生过战事，但总体上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辽曾三次将公主远嫁西夏。夏辽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对付北宋，因此一般夏宋关系较好时，夏辽关系就紧张，反之则亲密。
十二世纪初，金灭辽之战在即，西夏弃辽附金，于1124年与金达成和约，以事辽之礼事金。同时，赵构亦于1127年建立南宋，朝臣主张联合西夏以牵制金兵，因此南宋于1128年遣使至西夏，但遭到西夏冷遇，且南宋使节回国时，还被西夏暗中派兵尾随其后，袭取定边军。1129年，南宋谋北伐，再次欲与西夏结盟，遣使至西夏但被当时的西夏皇帝乾顺拒绝入境。1130年，南宋再次联系西夏，但乾顺不予回应，之后，南宋与西夏关系暂绝。
其后，金将削弱西夏作为攻取南宋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并于1132年攻打西夏，乾顺遣使至南宋求通好，此后，双方断断续续保持联系，但因双方都缺乏诚意，故关系无实质性突破。1142年，南宋与金“绍兴和议”达成协议，西夏与南宋不再在领土上毗邻接壤，此后五十余年间西夏和南宋几乎断绝关系，只有在“正隆南伐” “西蕃之乱” “西辽假道”三次事件中发生过极为短暂的联系。十三世纪初蒙古对夏用兵，1209年蒙古围攻西夏中兴府，金拒绝了西夏的求援，金拒绝夏的求援，夏金关系破裂，西夏先后五次主动约南宋攻金，但双方缺乏合作诚意，未取得成果。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从草原上崛起，1209年蒙古围攻西夏，金拒绝了西夏的求援，从此两国关系破裂，此后，夏金之间爆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两国争战，互相损耗，最终被蒙古分别吞灭。
1114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起兵反抗辽朝，并于次年建立了金朝。在辽朝与金朝的一系列战争中，辽朝节节败退。辽天祚皇帝向西夏寻求支援，1122年，西夏派兵援辽。为了更好地拉拢西夏，流亡途中的天祚皇帝甚至册封乾顺为夏国皇帝，承认西夏为兄弟之国。1123年初，金朝遣使与西夏议和，西夏审时度势，最后弃辽与金议和。
辽朝覆亡前夕，皇族耶律大石远走漠北，建立起西辽帝国(1124-1211)，又称哈喇契丹。西辽存在80余年，在这期间，夏与西辽基本上是和平共处。1030年，金朝遣使西夏，要求其追踪耶律大石的残部，西夏婉拒。
西夏北邻蒙古高原。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之前，蒙古部族有克烈部、塔塔儿部（塔塔、塔坦、鞑等）、阻卜、岱尔族、呆儿族、呆家、保家、银瓮等。
在夏辽边界居住的阻卜各部，本臣属于辽朝，但因不堪辽朝的压迫，也常投附西夏反抗辽朝。阻卜各部曾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辽朝和西夏争夺和利用的对象。西夏曾联合阻卜各部攻打辽朝，而阻卜各部也曾请求辽朝出兵攻伐西夏。李秉常秉常到李乾顺乾顺时期，辽朝已经衰弱，而阻卜各部则日渐强大，夏宋交战之际，他们曾入侵西夏。
金朝灭亡辽国和北宋后，称雄于北方，此时西夏亦国力强盛，而蒙古各个部族群雄并起，相互征伐。这一时期，西夏与蒙古北境的克烈部来往密切，和平共处，相互支持。根据拉施特《史籍》的记载，克烈部女嫁给了西夏国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后，开始对外扩张，从此西夏基本上处于被蒙古征伐的境地。西夏曾对其称臣，李安全曾献女给成吉思汗，但西夏与蒙古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形式。从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05年算起，到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灭亡西夏，双方在这22年里反复交战，西夏时而附蒙攻金，时而联金抗蒙。1227年，蒙古最后一次出征西夏，西夏首都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弹绝，军民病困，加之又遇地震灾害，西夏乞降。蒙古遵照成吉思汗的遗命，杀死前来投降的夏末帝，西夏灭亡。
早在公元7世纪初，即党项族兴起不久，便与吐蕃王朝发生了联系。党项羌由青藏高原向西北内地迁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吐蕃强大被压迫所致。安史之乱后，吐蕃王朝势力趁机攻占了河西陇右数十州之地，党项羌作为吐蕃的附庸，也随之深入西北内地。
这些进入内地的党项羌常常和吐蕃一起骚扰唐朝，而为了防止党项羌与吐蕃结盟反叛，中断党项与吐蕃之间的联系，唐王朝一直促使和支持党项羌向西北迁徙。
唐末，吐蕃王朝衰落后，进入西北地区的吐蕃人中，有一部分定居在河西走廊的甘、凉一带，另一部分则分散定居在河湟流域。从五代十国到宋初，这些地区的吐蕃人开始逐渐和同样定居在此处的回鹘、党项族融和。另一部分吐蕃部族则成为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属民。也有一部分吐蕃部族自立，形成地方性的割据政权。
北宋初期，党项首领李继迁抗宋自立，曾于至道二年（996年）四月，多次侵夺吐蕃部族，进攻吐蕃聚居的西凉府，但遭到了坚决的抵抗。
西凉府吐蕃是以六谷蕃部为中心的吐蕃联盟。“六谷”是以凉州城外六条山谷而得名的部落。这个联盟大约于五代后唐时期形成，北宋初期，其首领折逋支投附送北宋，被任命为“权知西凉州”，后来由喻龙波接任，而后又被潘罗支取代。
由于遭到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的侵袭，六谷蕃部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寻求宋朝的支持来对抗西夏。因潘罗支效忠于宋王朝，宋曾授予他“朔方节度使、灵州西面都巡检使”。
咸平六年（1003年）十二月，西夏秘密派兵突袭武威郡，迅速攻占了西凉府，捕杀北宋的凉州知州丁惟清。潘罗支见李继迁的势头强劲，便伪装投降。然而不久之后，潘罗支与他的弟弟厮铎督秘密调集了六谷部的豪族和者龙族等数万人，合力进攻李继迁军队，李继迁大败，中流矢身亡。
李继迁死后，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潘罗支去世后，他的弟弟厮铎督接替成为首领。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月、四年九月、八年六月，李德明三次进攻西凉府，最终成功占领了西凉地区。而厮铎督投奔了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六谷吐蕃联盟灭亡。
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甘青地区吐蕃部落建立的，以西宁市（今青海西宁市）为首府的少数民族政权。唃厮啰政权兴起之时，正值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继位。该政权历时108年（1008年-1116年），先后由唃厮啰、董毡、阿里骨、瞎征、陇拶、小陇拶等6代国主执政。
唃厮啰政权存立时期，为求自保，时而附宋抗夏，时而联夏抗宋。唃厮啰、董毡、阿里骨执政时期，唃厮啰政权与北宋在多数时间里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瞎征、陇拶、小陇拶执政时期，为了抵御北宋的入侵，唃厮啰政权则与西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唐初，回鹘兴起于蒙古高原北部。唐朝中晚期，回鹘衰落后，分为三支，分别西迁到今天的河西走廊、新疆及中亚地区，并相继建立了张掖市、西州及喀喇汗王朝（黑汗）三个政权。
唐末，西迁河西走廊的回鹘建立了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李继迁担任党项人首领时期，确立了向西扩张的方针，对甘州回鹘政权构成了最大威胁。为此，甘州回鹘采取联宋抗夏的策略。宋咸平四年（1001年），甘州回鹘可汗禄胜遣使曹万通向宋朝进贡，与北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
甘州回鹘与西夏多次交战，并多次获胜，甚至成功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但天圣六年（1028年），元昊率兵采取突袭战术，一举攻克甘州，甘州回鹃从此灭亡。西夏与甘州回鹘为争夺河西走廊斗争了三十多年，最后以西夏的胜利而告终。
西州回鹘，是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的回鹘政权。西州回鹘与西夏王朝也有接触和交往，但并未发生过战争或冲突。史书记载西州回鹘前往宋朝进贡的使节都是取道西夏，而不选择绕道青唐，可见西夏与西州回鹘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
9世纪，西迁至中亚的回鹘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又称黑汗）王朝。史书记载哈喇汗王朝与辽、北宋之间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在他们前往北宋朝贡的途中，经常受到西夏的劫掠和干扰。可见喀喇汗回鹘王朝与西夏关系一般。
农业是西夏主要的经济部门，西夏政府设有农田司，管理农田水利和粮食生产买卖等。按宋人记载：“耕稼为事，略与汉同”，即西夏的农耕技术和方法，与同时期的宋朝差不多，农具有犁、耙、镰、锹、镐、等。西夏的农业区主要有三处，分别是河套灌溉农业区、河西走廊半农半牧区和宋夏沿边山界。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记载看，西夏农作物主要有水稻、大麦、小麦、荞麦、粟、糜、稞麦、荜（bì）豆等，蔬菜则有芥菜、香菜、胡萝卜、萝卜、葱、蒜、韭等。
西夏建立以前，西北就有秦家渠、唐徕渠、艾山渠、七级渠、特进渠等古渠，这些古渠基本上都被西夏继承下来，此外西夏统治期间亦开凿新的渠道，如著名的李王渠遗址（李王渠）。西夏还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农田水利开发与管理制度，今存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详细规定了渠道的维护、渠水的分配、渠头、渠主、渠水巡检的职责等。
西夏亦有储粮制度。按史籍记载，西夏的粮仓粮窖有德靖县的七里平、桃堆平，灵州西南鸣沙川的“御仓”等，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是西夏著名的储粮地。
西夏的畜牧业地区主要分布在夏、绥、盐、宥诸州。牲畜主要有羊、马、牛、驼、驴、骡、猪、狗、野牦牛等。西夏境内的河西陇右地区，自古以来是有名的牧区，盛产良马，马在西夏的地位相当重要，除用于军事作战和生产外，马匹亦是与宋、辽、金等进行贸易和朝贡的重要礼品。
西夏设立群牧司，使其掌管官营牧场，以及管理牲畜饲养繁殖交换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官营牧场的管理制度。此外，西夏对牧场的经营模式别具一格，西夏将诸多游牧部落纳入其中，牧人门从群牧司领养官畜，带回各自部落中养殖，且官畜所繁衍的绝大部分幼畜都被征收，但以乳为主的出产品则大部分留给牧人消费，且政府为其承担一定风险，但牧人需缴纳“杂事”。
西夏在冶炼、采盐制盐、陶瓷、纺织、印刷等手工业生产方面都有一定的规模与水平。此外，根据《天盛律令》的记载，西夏政府亦设立了一系列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管理机构，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织绢院、首饰院、砖瓦院等。
虽然西夏缺少金、银矿藏资源，需要从宋、辽或其他周边地区输入，但西夏的金属冶铁、铁器制造技术出色，西夏的“夏人剑”被时人誉为天下第一。赵顼时有党项人向北宋献过“弩枪箭”，神臂弓由西夏人创制，不仅在当时，在之后的元、明时期亦风行战场，在中国古代兵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西夏的盐州（今盐池县北）、灵州（今灵武市西南）等地产盐，其中乌池、白池以产青白盐而闻名。盐是西夏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一，西夏用盐同宋、辽交换货物、粮食，宋夏议和时元昊曾要求宋朝每年从夏国买进青盐十万石。李元昊时，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
根据目前考古已发掘出土的西夏时期的瓷器来看，西夏瓷器比北宋瓷器要粗糙得多，但皇室用瓷的胎质非常细腻。从已经出土的实物看，西夏瓷器有五种类型的胎色，即米黄胎、白胎、灰胎、青胎、红胎等，其中以米黄胎的数量最大。器形则有少数民族特色，高足器是其特色器形之一，这反映了党项族人饮食起居多在地上，有席地而坐的习俗。
现今考古出土了西夏使用的石纺轮、木刮布刀等生产工具，纺织产品有、毛褐、毡、毯、粗绢、麻布等。西夏生产的白毡品质优良，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了他在西夏故地哈刺善城见到驼毛毡，并称赞白毡（以白骆驼毛制）是世界最良之毡。此时西夏刚亡国几十年，其制毡工艺自是西夏旧有的。
西夏的雕版印刷达到很高的水平，朝廷设有刻字司掌管刻印事务。西夏的刻书以佛教经典为主，并首创了西夏文、汉字两种文字合璧的印刷方式。西夏故地黑水城出土了一批藏文文献，它们是目前所知最早藏文印刷品。西夏境内的回鹘人亦使用活字印刷过回鹘文献。
西夏与宋、辽、金、回鹃、吐蕃等国家与民族都有商贸往来。西夏和宋朝的贸易方式，有榷场贸易、和市贸易和贡使贸易等。“”，意为“专卖”，当时宋夏两国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货物交换，这是由政府经营、由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和统一安排的贸易。宋夏之间的榷场有保安军榷场（今陕西志丹县县城）、镇戎军高平寨（今宁夏固原）等。和市是宋夏之间另外一种贸易方式，但和市交易规模较小，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宋朝在河东路、陕西路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县等地都设有和市。此外，经地方官吏的申请，还可设立临时市场，亦有未经宋政府认可而擅自设立的和市。最后就是贡使贸易，西夏遣使至宋时，来时就大做生意。宋朝主要输出茶叶、缯、帛、罗、绮、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西夏主要输出青盐、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毛褐(毛织品)、北柴胡、肉苁蓉、红花、枸杞、大黄等。
西夏与辽之间亦设有榷场，榷场集中在辽的西部地区，如大同市（山西大同市）西北的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军（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喇特前旗东北）等地区。除此之外，双方亦有贡使贸易，夏辽本身经济并不发达，榷场贸易只是辅助，双方的贡使贸易才是主导，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西域诸国每三年遣使去辽，辽每次回赐超过四十万贯的财物。双方除了金、铁、铜、马等军事物资外，其他都可以贸易。最后就是走私贸易。
金灭辽之战后，西夏向金称臣，双方亦设立榷场，以及通过贡使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品种除了各自生产的物品如粗褐、黄褐、白褐、骆驼、羊、牛以及马等之外, 还有西夏转卖回鹘的玉石、琉璃、香料等，金朝转卖南宋的物品如干姜、绢、布、茶货、丝、麻等。初期，金国甚至允许交易辽朝统治时期禁止的金、铁，但后期禁止了。此外，夏金之间走私贸易比较严重。
西夏与西域诸国的商贸主要是中继贸易，但是在北宋时期，西夏的实力并不能吸引西域商队在其境内贸易，西夏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水平类似，需求一致，且彼时北宋与夏之间战争频繁，因此当时西域的商队都绕过西夏通过青唐进入北宋境内，彼时青唐因此而得到大力发展。直到辽、北宋灭亡后，西夏借机扩大版图并大力开展中转贸易，如西夏把回鹘的珠玉转卖给金朝换取丝帛，如将西域的特产转卖给金朝，将金朝的丝帛、茶叶等转卖给西域诸国等等。
西夏字是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字是模仿汉字而创制出来的，亦属于方块字，但是笔画较之汉字更繁冗，且斜笔笔画较多，即撇、捺比汉字多，也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会意合成字亦比汉字中的会意字多，与汉字形声字相似的音意合成字比汉字形声字少，此外，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书写也和汉字同样是从上而下，由右到左，字数约有六千多个。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看到该馆所藏明万历（公元1573~1620年）写本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明代末期尚有通解西夏文的人。据此计算，西夏文的使用和流传，至少已有五百年以上的时间，而明代以后西夏文就很少被人提及了。
西夏文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四种字体，没有明显的隶书。西夏皇帝御用的急递牌“敕燃马牌”是典型的西夏文楷书，字体工整，笔力强劲，点画顿折强烈。行书则以行楷为多，如山嘴沟石窟第二窟藏传密教修法残页等，是很好的行书作品。草书则会把两笔、三笔甚至多笔简为一笔，但不同的部首往往有相同的简化形体，且每个人的书写方式不一样，同一字形出现不同的变体，以致还有部分草书至今难以辨识，草书的代表作品有《孝经》，该作品笔画简洁流畅，结构均匀自然，布局疏密有致。篆体在碑刻、官印中较常见，笔画屈曲折叠，庄重大方。
西夏的雕塑艺术形式包括泥塑、石雕、砖雕和竹雕等。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如张掖大佛寺内的卧佛，修建于李乾顺时期，身长34.5米，肩宽7.5米，是由木胎泥塑制成，并镀上金装彩绘。虽然经历了后世的修复，但它仍可见西夏泥塑的规模和风格。石雕作品有雕龙栏柱、石首、石雕力士志文支座、佛头等。雕龙栏柱于1974年从宁夏银川市的西夏陵区出土，由图案题材可知汉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而石雕力士志文支座是一件国宝级文物，该石雕为男性人像，雕像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风格独特。该石雕刻有西夏文三行，共计15字，分别汉译为“小虫旷负”“志文支座”“瞻行通雕写流行”，背部另用汉文刻上石雕工匠的姓名“砌垒匠高世昌”。西夏陵区遗址出土了十多件此类支座，但刻有西夏文字的仅此一件。西夏砖雕、木雕和竹雕的遗存都较少，其中竹雕仅一个，出土于宁夏银川市西夏陵区6号陵，但雕刻却是当时中原人的生活场景，作品中出现了庭院、松树、假山、窗户、花卉等元素，另有两位身着宽袖束腰神态各异的人物，此件作品是夏、宋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例证。
现存的西夏文学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文表章，一类是西夏文诗歌。汉文表章属应用文，不属于纯文学创作，且西夏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受到汉族的强烈影响，故其作品形式都未跳出唐宋表章的臼，而以西夏文写就的诗歌、谚语等较具有其民族特色。现存的西夏文诗集有两部，一部为刻本《西夏诗集》，一部为写本《宫廷诗集》。
《西夏诗集》总五卷，分别为《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和《聪颖诗》。现今学者解读和研究的只有《大诗》和《月月乐诗》。《大诗》讲述了党项族先民关于宇宙起源的故事，《月月乐诗》则记述了党项人在每个月生活的情况，还有相应的月令现象。《宫廷诗集》存诗近30首，词句华丽典雅，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有些诗有很高的文学、历史学价值，如《夏圣根赞歌》，以诗歌的形式记述党项族祖先的活动，对研究拓跋姓族源，党项族习俗，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现今遗存的西夏文学作品还有《新集锦成对谚语》《贤智集·劝亲修善辩》《番汉合时掌中珠》《新集碎金置掌文》等。
西夏是一个多种宗教流行的国度，党项人原有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盛行巫术。西夏立国后，由于皇室的大力倡导和推行，佛教也成为西夏的主要信仰。李德明和元昊都曾遣使到宋朝境内的五台山敬佛。另据现存文献记载，西夏统治者们在其建国前后的四十多年里，就至少有过五次向北宋购买佛教经典及经签牌等。西夏历代统治者还多次修建佛寺。李谅祚生母没藏氏曾出家为尼，并修建了承天寺，乾顺在张掖市（今甘肃张掖市）修建了崇庆寺和卧佛寺等等。
西夏人亦信仰藏传佛教。1159年，吐蕃迦马迦举系教派初祖都松钦巴建立粗布寺，仁孝遣使入藏奉迎。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经像到西夏，被西夏皇室奉为上师。西夏人亦信仰道教，史籍记载元昊的配偶之一野利氏生三子，长子好道，学辟谷气忤而死。
西夏的绘画有壁画、卷轴画、唐卡、版画、墓室彩绘木板画等。现遗存有西夏壁画主要保存在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等四大石窟中。题材多跟佛教有关，如说法图、经变画、供养人像等，反映世俗生活的内容较少。
西夏的绘画，既有模仿继承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的部分，如榆林窟第3窟建于西夏，洞窟西壁门两侧分别绘有文殊菩萨变和普贤变，文殊变的背景是山水画，有天界山川、楼阁、庙宇，这是将中原的山水画艺术引入佛画，同时亦学习吸收了少数民族如藏传佛教艺术的创作特点，榆林窟第29窟、内蒙古阿尔寨石窟、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均有按藏传佛教密宗仪轨绘制的护法金刚、双身佛像等宗教人物图像。
西夏音乐文化源远流长，按《隋书·党项传》记载，彼时党项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夏州政权的拓跋思恭助唐廷镇压黄巢起义时，李儇曾赐给其一套鼓吹乐队。元昊立国后，改革礼乐制度，尽去“唐宋之节繁音”。西夏主要的乐器有三弦琴、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萧、笙、、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此外，西夏政府机构中设有“蕃汉乐人院”管理音乐事务，一直到西夏灭亡，一直是蕃、汉乐并存。西夏王朝覆灭后，其音乐又给元朝的音乐以重要影响。由党项族上层高智耀的引荐，蒙古族采用了西夏旧乐，称为“河西乐”。西夏音乐上承唐、宋之遗音，下开元代之先河，在宋、元音乐发展上，有重要过渡作用。
西夏流行的舞蹈有“舞馆”“枝”“曲破”“八”以及“联袂歌呼（舞）”。
“舞馆”是一种身着红色绸带表演的歌舞。“柘枝”又称“莲花舞”，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包括单人舞和双人舞。其中双人舞由两个女童演出，她们的帽子上系有金铃，藏在莲花中，然后踏着节拍旋转，金铃发出声响，在高潮时，女童则从莲花中现身。据称这种舞蹈是从西域支城传入中原的，《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寇凖十分喜欢这种舞蹈，因此被戏称为“柘枝颠”。“曲破”是唐宋宫廷乐舞“大曲”中的一段，独立演唱这一段则称为“曲破”。而“八佾”是古代天子专用的郊庙乐舞，“佾”是行列的意思，该舞蹈纵横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有奏乐者和歌唱者，边唱边舞。《五代会要·党项羌》中记载了党项人“醉者联袂，歌功颂德其土风”，而《梦溪笔谈·乐律》中也有类似记录，这可能是党项人的民间歌舞。除了歌舞，还有木偶戏（木偶戏）、影戏（皮影戏）、杂剧、马背戏、百戏手、相仆等表演形式。
党项人作为游牧民族，其服饰有着游牧民族“衣皮毛”的特点，且早期党项人多披发或蓬首，元昊继位后，为了突出民族特色，发布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规定，元昊于建国前夕，率先剃秃发发型，之后下令国人遵从，于是西夏男子皆剃光头顶，并戴耳环，秃发和穿耳戴环成了西夏男子的标准形象。所谓秃发，不是剃光全部头发，而是只剃光头顶部分，周边留发。
颁布秃发令后，西夏政府又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对文武百官的朝服、便服和庶民百姓的服饰作了规定，文官戴幞头，穿靴持笏，身着紫衣或绯衣；武职则戴镂冠、黑漆冠，身着紫旋，束金涂银束带，系碟带，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皮鞍，垂红缨，打跨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子花旋襕，束带；而石黄、杏黄、石红的衣服及有日、月、团身龙等图案的服饰则成为西夏帝王专用。头是西夏法典规定的文官朝服，巾则是平民百姓中常见的头饰，榆林窟第3窟的西夏锻铁图可见西夏平民男子头裹头巾的形象。此外，平民的服饰主要有衫、裤、袄子等，颜色为青、绿两色。
西夏女性主要穿褙子、杉、背心、裙、裤、袍等。宋代女服流行子，西夏受宋影响，亦流行褙子。榆林窟第29窟西夏壁画中的女供养人，即穿交领褙子。布料有丝织品、毛制褐布、兽皮等，有雨雪天穿的套鞋，装饰品有耳环、挡、碧朋、琥珀、珊瑚、钗、簪、腕钏、串珠、璎珞、袜肚、等。此外，西夏妇女不能随便戴冠，只有皇室贵族、高级官员的女眷才能戴冠。
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人，牛羊肉及乳制品是其主要食物，且有吃生肉的习惯；以农业为生的党项人及汉族，则以面食为主。按《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记载，可知西夏的粮食有大麦、小麦、荞麦、糜、粟、豌豆、黑豆等；蔬菜则有香菜、芥菜、青萝卜、葱、蒜、韭等。按《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记载，当时西夏人的食谱有细面、粥、油饼、油酥烧饼、油球、盏锣、饺子、馒头、炒米、蒸米等等。此外，西夏人已掌握烧、烤、煮、熬、炒等烹饪技术和方法，亦会使用盐、油、椒、醋、蜜等调味品。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的文物来看，有碾、杵磨等粮食加工工具，烹饪和食用器具则有煮锅、汁罐、笼床、叉、盘、碗、瓶、锅铲等。西夏人喜饮茶和酒，每年除从北宋收到大量的“岁赐”茶叶外，还要从北宋大量购进茶叶，聚会、盟誓、喜庆、祝寿等场合西夏人皆开怀痛饮。
西夏人的住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统治者和上层阶级居住殿宇楼阁，元昊称帝后广修宫城，营造殿宇；一类是农民筑造的土屋，而有官爵的人才可以覆之以瓦；第三类是牧人住的毡帐，《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
西夏的主要交通工具有马、牛、骆驼。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记载，西夏朝廷设有“马院”“出车院”，用来制造运输与载人的车辆、舆，亦有舟、船。当地人利用牛羊皮，制成袋子连结成筏子，取名“浑脱”，它是西夏时期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今西北仍在使用。
党项人的婚俗有四大特色，一是抢婚，但如果女子和其父母都不愿意被抢婚，男方会被处罚；二是多妻，普通百姓基本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皇帝贵族普遍多妻；三是存在收继婚现象，收继婚是指党项人可以娶其庶母、伯叔母、嫂或子弟之妇；四是对改嫁有严格限制。丈夫死后，女子能否改嫁不看其是否有子女，而是要看其有没有公婆，有公婆需要照料时要改嫁需经公婆同意。党项族男子在战争中被俘或战死，他们的妻子虽有再婚权利，但妻子需按照规定等待一定的年限，如有子女时需等待10年，无子女则需等5年，逾期丈夫仍不归者，妻子可以自由选择婚嫁。
西夏流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西夏文献中有记载“男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的内容。较之汉族，党项人的恋爱比较自由，文献记载“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
党项早期的葬俗为火葬。党项人内迁立国后，受中原文化影响，接受了土葬，同时还有火葬和土葬相结合的葬俗。此外，受佛教影响，亦有按佛教礼仪制度下葬的。党项人还有一种特殊的葬俗，若男女相爱相约自杀了，其家人找到尸体后则“用彩缯都包其身，外裹以毡，椎牛设祭，乃以其草密加缠束，然后择峻岭，架木为高丈，呼为女栅，迁尸于上，云于飞升天也，二族于其下击鼓饮酒，尽日而散。”
西夏存在了190年(公元1038~1227年)，从元昊称帝算起，共经历了十位帝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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