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又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记》，西汉时期司马迁所著的纪传体史书，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司马迁以传说中的黄帝为起点，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讲述了中国约3000年的历史，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有一百三十篇，共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司马迁作此书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全书历时约14年才得以完成。
无论是在历史方面，还是文学方面，《史记》都具有极高的价值，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体裁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乃至东亚书写正史的规范，深刻影响了朝鲜《三国史记》和日本《大日本史》的创作。《史记》不仅成为后续许多小说、戏曲、影视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在欧美等国家逐渐得到重视。《史记》是二十四史中最具有人民性的一部史书。同时，也正是《史记》的出现，让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在西汉时期，许多书是没有名字的。司马迁在《周本纪》《陈涉世家》《孔子世家》等文章中多次提到“史记”二字，它大致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是指先秦各国史官的记录，第二种说的是汉代的文字之学。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史记》的原名并非《史记》。《史记》的原名应该是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说的《太史公书》（自序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班固所作的《汉书》在《宣元六王传》等篇章中称《史记》为《太史公传》，在《杨恽传》则称《史记》为《太史公记》，而《太史记》是《太史公传》和《太史公记》的简称。到了东汉末年，荀悦所著的《汉纪》则开始称《太史公传》为《史记》。周中孚、王国维等人据此认为《史记》并非原名，而是在魏晋期间才逐渐取代《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成为后人所熟知的书名。
自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之后，又经历刘盈、刘恒、刘启和刘彻四位帝王励精图治，汉朝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文化发达、政治军事强盛的王朝。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当时的统治者们不仅要颁布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上的政策，也需要一部史书来总结历代兴盛衰亡的经验，为自己提供借鉴。另外，中原地区也是一个十分重视修史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记载历史，不仅为《史记》的创作提供大量的历史资料，也为《史记》写作体裁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尤其是《左传》，它已经是综合体史书，换而言之，它的写作方式融合了编年体、国别体等体裁特点，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了纪传体这种史书写作体裁的诞生。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今陕西省渭南市韩城）人，诞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担任了二三十年史官了，曾立下宏志要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
年轻时的司马迁遍览群书，周游各地搜索材料。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走遍了长江中下游平原大部分地区，还游历了山东省、河南省等地。到达过汨罗江缅怀过屈原，还到过九嶷山（在今湖南省宁远县）查询舜帝的故事，为《史记》积攒了素材。
刘彻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随同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但因身染重病留在洛阳市。司马迁赶往洛阳照顾父亲，但没过多久父亲病逝。去世之前，司马谈将自己修史的遗志告诉了司马迁，司马迁含泪答应，将之作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接替了父亲成为司马迁。当上太史令（太史公）之后，司马迁能够随意查看藏在石室金匮（汉武帝时期的国家图书馆）中的珍贵藏书，这培养了他渊博的学识。
在父亲司马谈的精心培养下，司马迁还养成了优秀的史德，即秉笔直书，不隐恶，不虚美。这些主客观条件综合在一起，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奠定了基础。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迁任为太史令，一边跟随汉武帝巡祭封禅、修订历法，一边整理保存在石室金匮珍贵历史文献资料。司马迁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正式动笔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之孙李陵因兵败投降于匈奴，司马迁为之辩护而获罪，最终被判宫刑。司马迁的创作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是为了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士的光辉历史，而李陵之祸则让司马迁认识到，对于帝王来说，皇权最为重要，以往的隶书也不过是依附皇权而写的，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他决定要写一部独立的史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阐述自黄帝至刘彻时期的历史。为此，他远离政治也与朋友保持距离，全身心投入到《史记》的撰写工作中去。
关于《史记》的成书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根据《报任安书》中所称的“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前辱之债，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这句话认为《史记》大约成书于《报任安书》的写作之前，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另一种认为成书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因为司马迁于征和三年去世，《史记》中记录了这一年李广利李广利投降匈奴这一史实，而之后的史实就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上了。
《史记》整体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又细分成一百三十篇，记录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这段3000年左右的历史。在内容侧重上来说，先秦时期的内容分量没有秦汉时期分量大。不仅记录王侯将相的种种事迹，也记录了不少普通人的历史事实。
〈本纪〉是记载“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它也是全书的总纲，采用编年体叙事。记载先秦时期帝王事迹五篇，依次为五帝、夏、商、周和秦，其中“秦”主要指的是秦国而非秦朝。秦汉时期帝王事迹七篇，依次是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太后（汉高祖之妻）、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其中，项羽和吕太后虽然没有称帝，但在司马迁眼中，他们的事迹与帝王一样，所以把他们也列入其中。
〈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一共十篇，分别是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景惠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一共有八卷，分别是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
〈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周代的诸侯国和汉代的王侯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司马迁将孔子与陈胜也列入其中。在司马迁看来，孔子虽然不是诸侯，但他却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把他列入〈世家〉。陈涉是第一位起义亡秦的领导者，而汉初许多诸侯又是他的部下，所以在司马迁眼里，他的历史地位堪比诸侯，故而也把他写入〈世家〉中。
〈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除帝王、诸侯外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有的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有的是合传，记录两人及两人以上，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有的是类传，即把一类人的活动归入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刺客列传》《西南夷列传》。列传第七十卷是《太史公自序》，该卷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述司马迁的人生经历、家族传承以及自己著《史记》的个人动机。后半部分主要是为全书一百三十卷每卷都作一个小序，让读者大致知道每一卷的主旨。
由于《史记》成书后，长期被禁，导致两汉时期《史记》的旧本已经失传。虽然唐朝已经出现了雕版印刷，但《史记》的刊刻本是在北宋出现的。换而言之，北宋之前只有抄本，现存史记抄本约有十七种，全部都是残本，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六朝时期，只有两本。一是《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的残卷，里面除了司马迁的原文外，还有后人补写的田千秋、魏相等六人的传。二是《史记集解郦生陆贾列传》一卷，根据研究，这一卷笔迹与《史记集解张丞相列传》相同，疑为同一人所作。第二类是敦煌市唐钞卷子本，是唐朝时期的抄本，一共有三件，分别是《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史记集解管蔡世家》《史记集解伯夷列传》，各有不同程度残缺，对今天点校《史记》具有一定意义。
第三类是唐抄本，共有六件，第一件是《史记集解夏本纪》，其字体与敦煌唐抄本《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史记集解伯夷列传》相似。日本学者水泽利忠认为这抄本是日本人所作，不过无从考证。第二件是《史记集解殷本纪》根据文本中“贞曰”可知，此本为唐朝开元之后所作，个别地方可以勘正今本错误的地方。第三件《史记集解周本纪》和第四件《史记集解秦本纪》的款式与前两个大体相同。第五件为《史记集解高祖本纪》，这里的“民”缺笔，说明是唐朝人所写。第六件是《史记集解河渠书》，这本书脱漏之处比较多。第四类是藏于日本的一些抄本，一共六件，分别是《五帝本纪》《吕后本纪》《文帝本纪》《景帝本纪》《孝武本纪》《范蔡泽列传》。
根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史记》刻本约有六十种左右，明代刻本占大多数，约有二十九种。宋代刻本数量占据第二，约有十六种，辽金元时期刻本数量较少。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好的刻本是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
自从南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之后，《史记》的全文都以《集解》的形式传播，没有注释的版本也都消失了。所以宋朝时期刊刻最早的《史记》都是《史记集解》本。主要版本大致分为四类七种。
第一类，十行本（即每半页刻有十行正文）。《史记》最早有记载的刻本是北宋赵光义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七月官刻国子监本，但没有流传下来。赵祯景祐年间根据淳化旧本重修的《史记集解》的残本流传了下来，共有四十一卷，现存最古老的《史记》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南宋绍兴年间，曾根据景本校对重刊。朱祐樘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以南宋绍兴残本为基础，补刊成一百三十卷的补刊本，其样式与景祐本几乎一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第二类，十四行本（即每半页刻有十四行正文），现在能见到比较古老又比较完整的《史记集解》单刻本是一十四行本，不过具体是哪年刊成没有记载。此版本有两卷是明人抄配的，四卷是清人抄配的，在《陈杞世家》《郦生陆贾列传》中也有部分文字是明人抄配的，所以说是相对完整。这版《史记集解》在有些地方比后面一些《史记》版本更好。比如《十二诸侯年表》中，宋景公二十八年（公元前489年）“伐鲁”，而今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误写“伐曹”。这本书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第三类，十二行本（即半页刻有十二行正文）南宋有年月可查的《史记集解》刊刻本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邵武市朱中奉刊本一百三十卷。
第四类是九行本（即半页刻有九行正文），共有两种。一种是间淮南路转运司刊本，已知有残本四部传世。另一种是宋刻蜀大字本，但只留下九卷，用来补配间淮南路转运司刊本。明清时期也有若干《史记集解》单刻本，但与宋本差别不是很大。
“索隐”单刻本比较有特色，它不是记录全文，而是将注释的哪个字、那句话摘录下来，然后在下面进行注释，有利于勘正其它文本的正误。
给《史记》作注最出名的三家，分别是南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它们又被称为“三家注”。除了三家注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注本，比如东汉延笃的《史记音义》，东吴张莹的《史记正传》，南北朝徐广的《史记音义》、隋朝柳䛒《史记音解》以及唐许子儒的《史记注》等等，可惜的是这些全都失传，只有“三家注”流传至今。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于明朝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毛氏毛晋刻的三十卷本。这版本比较常见，中原地区的大型图书馆大多都藏有此版本。
目前已知的最早二家注合刻本是赵构绍兴年间的杭州市刊本，但没有完本，只有清人刘燕庭所集的百纳宋本中还留有残卷十卷，虽然卷数不多，但在校勘上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可以用来校勘正本一些地方是否正确。赵昚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建安蔡梦弼东塾刻本，是流传至今的第二本二家注合刻本，在中国各大图书馆里均有收藏，但均是不同程度上的残本。第三本流传至今的二家注本是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张杅在常州刊印的桐川郡斋本，中国国内仅存一部，共计六十卷残卷，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澄江市耿秉重修桐川郡斋本，中国国内只有一部，但卷数齐全，现藏于北京图书馆。除此之外，还有蒙古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的中统本以及明朝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的丰城游明刊本质量比较突出。
宋朝时期，“集解”“索隐”和“正义”合刻之后，《史记正义》单行本逐渐失传。根据《四库全书》记载，北宋三家合刻本有元丰本，但已经失传。今天能看到最早的，质量也比较好的，是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建安黄善夫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流传至今只有六十九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唯一一部全本藏于日本半泽上衫隆宪家，不过此版本仍有十几页是补写的。
元朝也有“三家注”本流传至今，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安福县彭寅翁刊《史记集解索隐争议》，有残本七十七卷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明朝“三家注”本较多，第一本是明朝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廖刊本，根据贺次君的《史记书录》记载，该书原本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仅藏有胶卷照相。
流传比较广的明“三家注”有两本。一本是“嘉靖三刻”本，第一刻是金台汪谅刊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在北京图书馆、正将图书馆皆有收藏。第二刻是震泽王延喆刊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这个版本由于质量较高，又得《四库全书》推崇，所以流传下来的古书较多。第三刻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秦藩朱惟焯刊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这本书与黄善夫版本接近，能够勘正黄善夫版本的一些错误之处。明朝比较常见的还有“南北监本”（指的是南京国子监祭酒和北京国子监祭酒刊刻的版本），南监本有三种，北监本一种。
清代“三家注”有“殿本”和“局本”。“殿本”指的是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校刊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是清朝官刻二十四正史之一，原刻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翻刻版较常见。“局本”指的是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至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金陵书局刊刻本，它以毛氏毛晋版本为底本，参考其它版本进行校对，是明清两朝质量比较高的善本。
“白文无注本”指的是去掉注释保留原文的《史记》刻本，主要有吴勉学本和黄之本。前一本是明朝隆庆年间新安吴勉学刊刻，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东北大学图书馆均有收藏。后一本与前一本大致相同，唯独名字不一样。吴勉学与黄之寀是同乡，吴勉学常把自己书版卖给黄之寀，他就把书中吴勉学改成自己的名字，这就是黄之寀本的由来。不过，黄之寀又在吴勉学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完善，使得黄本质量比吴本更高。
百衲本是指将珍贵文献的一些残篇断简收集起来。《史记》百衲本多数是收集宋朝《史记》残篇。最早的《史记》百衲本是清朝钱曾汇集而成，但已经失传。还有一个版本是刘燕庭收藏的，便称之为刘氏百衲本。除此之外，还有清代宋集的《史记》百衲本以及毛氏汲古阁“百合锦”本《史记》（此版本已失传，无从考证）。
评林本指的是刊刻《史记》时加上一些评语。明朝杨慎、李元阳曾收集历朝历代读《史记》的评论再加入自己的意思刊刻了《史记题评》，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两版初刻本。紧接着，凌稚隆又刊刻了《史记评林》，这版本评注以多为贵，力求全面，从南北朝到明朝诸多名家评论都有收藏，被认为是《史记》评林本中质量较高的一版，中原地区各大图书馆不少都有收藏原刻本。这两本书是《史记》评论的先声，随后越来越多，目前能看到的约有十几种。比较重要的，除去杨慎、李元阳版与凌稚隆版外，还有明朝陈仁锡的《陈太史评阅史记》、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以及方苞的《方望溪评点史记》等十几种。
五四以来的版本不多，有几本比较重要。一本是顾颉刚、徐文珊标点，1936年北平研究院排印的《史记》，这版本最大的贡献是加了新式符号，便于今人阅读。第二本是日本人泷川龟太郎1934年编成的《史记会注考证》，适用于《史记》入门研究者使用。第三本是中华书局于1959年分段标点本《史记》，它以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刊行、张文虎校正过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为底本，进行相对合理的分段与标点，但在校勘和标点上还存在一些错误。不过整体而言，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司马迁善于刻画人物，经常通过一些细节来描写历史人物，不仅能够让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有利于营造或是悲伤、或是宏大的氛围。比如在《项羽本纪》里，荥阳之战中，司马迁是这样描写的：“项王嗔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 走还入壁，不敢复出。”充分体现了项羽意气风发的样子。而在垓下之战时，穷途末路的项羽是“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嗔目而 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然还能看到项羽的勇猛威姿，但也展现了项羽走投无路的绝望之情。这不仅可以增强《史记》的阅读性，也可以让后人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同时在客观上让《史记》成为了后世小说、文学、戏曲等艺术形式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
在创作《史记》之初，司马迁就立志要写一部“信史”。因此《史记》在创作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写史。虽然秦朝只有短短二世，并且秦朝的暴政让百姓苦不堪言，但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统一全国的伟大功绩不吝笔墨进行了肯定。还有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抛弃了“天雨粟，马生角”的传奇素材，也舍去了燕太子丹用“杀马取肝”和“砍去了琴师的手”等不合理手段结交荆轲的离奇情节。而是以客观、合理的角度去叙述“荆轲刺秦王”这段史实。
与其它二十三史相比，《史记》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与特点，就是它的个性十分鲜明。由于司马迁自身的经历，他对于弱者、失败者总会流露出怜悯之心，所以他才会将失败的楚霸王项羽和女流之辈的吕后编进只写帝王的本纪之中。同时，对于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司马迁并没有因为他尊贵的地位而极尽阿谀奉承之能，而是如实记录刘邦的一生，尤其是对刘邦发迹之前的无赖行径进行了客观地描写。在描写刘彻时，也没有故意舍去汉武帝穷兵黩武、迷信方士等荒唐行为。这些也体现了司马迁爱憎分明的鲜明的批判个性。司马迁在《史记·李广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对李广跌宕一生及其家族没落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于李广的同情以及对汉武帝时期用人制度的不满。
《史记》擅长用口语和个性化语言来刻画人物的情态和个性。这在《史记》中很常见，例如《史记·韩长孺列传》，讲述的是御史大夫韩安国因罪入狱，他与狱卒田甲之间有一段对话。安国说：“死灰独不复然（燃）乎。”由甲回答：“然（燃）即溺（尿）之。”这段对话不仅表现了韩安国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凄凉遭遇，也生动再现了田甲蛮横、粗鄙的性格。对于不同的人物，《史记》也会用到不同的语言。比如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体现了出身贫民想要改变命运的非凡保护。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这体现了项羽出身贵族，不把秦始皇放在眼里的傲气。而早些年还是地痞无赖的刘邦看到秦始皇奢侈生活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体现了刘邦贪婪多欲的性格和对未来的憧憬。《史记》在描写人物动作、情态等方面时，往往使用一两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强有力地渲染出当时环境气氛或者人物性格。比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蔺相如是“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寥寥数语就描绘出了蔺相如不畏秦皇的英雄气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他创作《史记》的目的就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意思就是说，历史是不断变化的，统治者治国政策应该因时而变，也就是要学会改革。书中讲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结果大治。然而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没有及时调整政策，结果二世而亡。
《史记》这本书，虽然对秦朝的苛政持有批评态度，但对秦朝的大一统这一政治思想持肯定态度。《史记》将秦始皇与他的先祖分开列传，其本意就是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史记》在《吴王濞列传》之中写有：“古有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加封。”这句话是借古喻今，批评汉初实行的分封制，因为分封制会阻碍大一统的实施。同时，司马迁也通过《史记》的编制和处理史料上来表达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他将自黄帝开始至刘彻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一部完整的史书当中，等于是建立一座统一帝国的文化宝库，这也是从历史和思想上为华族大一统提供“佐证”。同时，《史记》这本书还蕴涵了“仁政”、“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等政治思想。《史记》在对汉初几位帝王描述时，多肯定他们的政治功绩和塑造他们的正面形象，因为他们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正是这一政策让汉王朝的实力达到了巅峰。因此，《史记》也对秦朝的苛政和汉武帝的穷兵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儒家思想是《史记》的主导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也促使了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推崇，这也影响了《史记》的创作。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着力书写《孔子世家》，还将孔子的追随者们也立了《仲尼弟子列传》，在这些篇章中，司马迁对孔子的理想和高尚品格进行了歌颂，可见儒学对史记的影响之大。但《史记》并不是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儒学思想，而是进行了扬弃。《史记》继承了儒学“明是非，定犹豫，别嫌疑”，“拨乱世反之正”的褒贬精神，通过批判现实来推崇惩恶扬善的良好道德情操。儒学中的精华部分，比如“德政”、“仁义”、“安民”、“任贤”等等皆在《史记》中得到充分体现。
司马迁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表示反对。他通过《史记》对儒学进行了扬弃与发展。孔子认为社会混乱的根源是统治者不遵守礼法。而《史记·货殖列传》则认为，统治者不能够依仗权势与民夺利，否则就会引起天下大乱。孔子强调用伦理观念限制人们追求财富，但司马迁认为人们追求财富人之本性，不应加以束缚。不仅如此，司马迁也对儒家的尊卑观念进行了突破，他在《史记》中将吕雉与刘邦等帝王并列，凸现了男女平等观念；将项羽列入帝王本纪，彰显了成败平等；把扁鹊、淳于意、滑稽与老子、孟子等哲学家并列，暗含了职业平等的理念。这些都与传统儒学背道而驰，表现了《史记》对于儒学的发展和革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对它的评价也是有推崇和批评的。
《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史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史记》之前，中国史书大多是编年体，就是只记载某一时间段的历史。比如《春秋》和《左传》都只记载二百多年历史。另外，这些史书的记录也是比较简单，只是流水账式的记录，对于后人来说借鉴意义就打了一些折扣。而《史记》的出现，不仅详细地记录了长达3000年左右的史实，还采用纪传体方式详细记录各种历史细节，为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大量可信、丰富的史料。后续史学家也都继承了司马迁的写史方式，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丰富。另外，《史记》文学造诣也非常深厚，文笔动人，历史人物栩栩如生，《项羽本纪》《李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都曾进入中国教材之中。
《史记》还是二十四史中最具有人民性的一部历史学。在《史记》之前，很少有史书会记在农民起义领袖或者底层群众，一般都是只记载王侯将相。而《史记》不仅把陈胜吴广的事迹列入《陈涉世家》当中去，还为工商业者列了个《货殖列传》这在古代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同时，还坚持宁缺勿乱、秉笔直书。对于语焉不详，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历史，司马迁宁可空着也不信口胡说，对于既定的历史事实，即便会触及权贵，他也如实照写，不求避祸，从而增加了《史记》的可信度，也为后世史学家秉笔直书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限于司马迁个人条件和时代的局限性，《史记》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一些不足之处。
有些重大的史实失误。比如说《周本纪》，八百年周代在中原地区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应该是《史记》中比较丰富、充实的一卷。然而《周本纪》却写的十分简陋，从春秋到战国五百多年历史，发生许多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在《史记》中也少有记载。另外，根据《史记》记载，夏商两朝八百多年，一共传了49世33代，而周朝同样八百多年，却只传了15世15代，这么大的差别，说明《史记》在记载周朝的世系中存在历史失误。还有苏秦，《史记》中把苏秦写成了张仪的前辈，而根据考古发现，苏秦是张仪的晚辈。而且《苏秦列传》中的不少事迹都是纵横家创始人公孙衍的事迹。
《史记》对刘彻的记载也比较偏颇，大量笔触用在汉武帝封禅、求仙、祭神和弄鬼上，对于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平南越开疆扩土；打击大奴隶主工商业，铸造五铢钱，发展经济；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等等对中国贡献巨大的史实没有详实地记载。同时，《史记》对西汉一些政策进行了错误地否定，比如对盐铁专营、铸造五铢钱、抗击匈奴等政策都被司马迁否定。而历史证明这些政策都是有利于国家统一、促进国家发展的。
散文与传记方面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对中国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散文是中国文学主流体裁之一，《史记》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集大成者。它对后世散文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朝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散文典范之一就是《史记》。唐宋八大家、明朝前后七子、公安派以及清朝最负盛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都对《史记》散文文笔加以推崇。作为纪传体的开山鼻祖，《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记》以后，它所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例如二十四史之一的《汉书》，凡是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人物，只要《史记》里有的，它基本上照搬过来，或者对其剪裁取舍，使其变得简明或丰富。后来，《史记》以人物为主体的杂传文学逐渐摆脱了历史传记文学的附庸地位，自成体系并占据了传记文学主导地位，杂传所记载的人物也慢慢拓展到了底层民众，比如明代宋濂的《杜环小传》，清代侯方域的《李姬传》等等。可见，《史记》对古典传记文学的影响之大。
小说与戏曲方面
《史记》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是小说素材的宝库。例如长篇小说《东周列国志》《孙膑演义》《西汉演义》等都取材于《史记》。同时，《史记》用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法，也被后世小说所继承与发扬。比如《金瓶梅》中就使用了大量细节描写来展现人物性格。不仅于此，《史记》中的对比、衬托、白描等手法都对后世小说影响深远。同时，《史记》对戏曲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大量戏曲都敢于揭露批判现实就源自于《史记》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史记》中丰富的内容也给戏曲提供大量的素材，诸如《赵氏孤儿》《将相和》《萧何月下追韩信》等著名曲目都出自于《史记》。《史记》对中国小说理论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史记》是司马迁“发愤而作”，这种著书动机被金圣叹称之为“怨毒著书”，并形成一种小说理论，中国历史上不少作者著书的动机都可被归入此列，比如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即是如此。
对修史的影响
《史记》在尽可能保存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增加了史书的可读性，自汉朝之后的史学家都以《史记》为榜样，修撰隶书。在《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序”中曾提到：“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这足以证明了司马迁对后世史学的影响。《史记》重视史学的记录收集功能，这也影响到了后世史学家。自从汉代以后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保存古代有关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知识，为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春秋》以“微言大义”为宗旨，重“义”而不重事（史实），而《史记》虽然也注重“微言大义”，但它更重视史实，因此吸引了后世大量历史学家效仿，逐渐让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一家之言”。
纪传体的影响
《史记》是首先使用纪传体体裁记录历史的隶书。它在系统地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同时，还通过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为后世搭建了纪传体文献的基本框架。这是《史记》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从班固《汉书》开始，一直到南梁范晔《后汉书》问世，可以说是纪传体的完善时期。与此同时，纪传体在史学中的地位日渐稳固。自从《隋书·记籍志》将《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之后，《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正式成为与国别体、编年体并驾齐驱的权威。爱新觉罗·弘历钦定的以《史记》《汉书》为首的“二十四史”全部为纪传体史书。可见《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史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传到了朝鲜半岛，对于韩国史书产生了重要影响，韩国著名史书《三国史记》就受到了《史记》的深刻影响。根据《三国史记》记载，韩国古代的统治者和史官都模仿《史记》来记载韩国历史。同时，韩国古代贵族们大都熟读《史记》，他们甚至也将自己国家的史官称之为太史公。二战后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也十分热衷。曾有人做过统计：韩国在1980年-2019年这段时期，平均每年保持着2.5部的速度出版与《史记》相关的图书，可见《史记》对当代韩国的影响之大。
《史记》大约在公元600年至公元604年开始传入日本，而明清时期是《史记》传入日本的黄金时期。根据《正斋书籍考》《日本三代实录》《日本纪略》等日本史书记载，从日本天皇到平民，都会阅读《史记》。日本著名史书《大日本史》所采用的体裁也是《史记》开创的纪传体。
《史记》在欧美传播时间要比日本、韩国晚一些。大约在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将《史记》引入欧美，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重视，俄国、法国、英国、丹麦、比利时、德国等欧美国家都有相应的译本供大众阅读。在美国，《史记》还入选了美国大学东亚系中国思想史课程的必读书目。除此之外，《史记》还通过“阅读计划”逐渐为美国人所熟知。
由于《史记》衍生作品繁多，仅列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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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大西南.豆瓣电影.202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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