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1082年-1135年),北宋第八代皇帝(在位时间:1100年-1126年),庙号徽宗,北宋第六代皇帝赵顼第十一子,北宋第七代皇帝赵煦之弟,先后被封为宁国公、遂宁郡王、端王。由于哲宗逝世时无太子,摄政的皇太后向氏便立端王赵佶为帝,次年改元“建中靖国”。
徽宗在位期间,北宋政治统治腐化。徽宗尊崇道教,大肆营建宫观园林,沉溺于宫廷艺术,并在江南采办“花石纲”。在徽宗政府的统治下,北宋各地的社会矛盾激化,爆发宋江起义、方腊起义等农民起义。
徽宗统治时期,与金结盟灭辽,但之后金南下进攻北宋,宋金战争开始。1126年,徽宗内禅太子赵桓(钦宗),次年城破,与钦宗赵桓一同被金朝俘虏至金朝,1135年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逝世,享年54岁。南宋遥尊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1142年,徽宗棺迁回南宋,葬于永佑陵,次年加尊为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
宋徽宗艺术造诣极高,在端王时期,赵佶广泛交友,培养了自身的艺术旨趣。在书法上,赵佶创立了被称为瘦金体的独特字体;在院体画上,赵佶成就斐然。此外,赵佶大兴研究古器物之风,创造了美术黄金时代——宣和时代。
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赵佶生于赵顼寝殿福宁殿东侧的偏殿内,母亲被封为陈美人,(后追封钦慈皇后)。赵佶为神宗的第十一子,在宋神宗的前十个皇子中,仅有赵煦(后来的哲宗)和赵佖[zhào bì]存活。次年正月,赵佶被神宗正式赐名,同年十月被授与镇宁军节度使、受封宁国公。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年仅八岁的哲宗即位,赵佶被封为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年)晋升为端王。绍圣五年(1098年),加封为司空,改任昭德、彰信军节度。
宋朝为加强皇权,皇室成员虽封号俸禄很高,但并未授予实质性的政治军事职权。皇室成员为了消磨时间以及证明自身没有政治野心,或纵情声色犬马,或钻研于学问艺术。在这种氛围下,赵佶养成了极高的文学艺术素养。
赵佶在端王时期,行动较为自由,交友广泛,如高俅、王诜[wáng shēn]等。王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和收藏家,在王诜的影响下,赵佶也开始了收藏和作画。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赵煦驾崩,由于哲宗没有子嗣,因此大臣章惇主张,按照礼仪应当由与哲宗同母的简王赵似即位。但皇太后向氏主张赵顼诸子都有机会即位,由于长子申王有眼疾,因而应当立端王赵佶为君,得到了大臣曾布、许将和蔡卞的支持。最终赵佶即位,与向太后同掌朝政。次年向太后逝世,徽宗亲政,改元“建中靖国”。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徽宗尊谥向太后为钦圣宪肃皇后,追尊生母为钦慈皇后。
北宋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神宗时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改革,朝廷内部形成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尖锐对立,两派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徽宗时期。徽宗在位的第一年间,召回了许多保守派回京,赢得了主要保守派的支持。在中枢机构,徽宗任用了温和的保守派韩忠彦和温和的改革派曾布,试图建立一个调和两党的“联合政府”,同年三月又召回保守派官员陈瓘[chén guàn]回京,任其为著作郎。曾布担任尚书右仆射期间,试图将新旧两派联合,但受到了两派的共同排挤与攻击。徽宗逐渐不再保持中立,对曾布表示“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逐步赶走了此先召回京城的大部分保守派,五月罢免保守派韩忠彦,六月罢免曾布;同时,任命了赵挺之、蔡京、张商英、蔡卞等激进改革派。除了政治人事变动,徽宗与道士刘混同进行了多次谈话,讨论道教思想,并将自己的端王府重建为龙德宫,发展自己的艺术兴趣。
在韩忠彦和曾布被贬后,蔡京升任次相,不久升任首相,成为徽宗朝的主宰人物。蔡京掌权后,不仅对保守派进行了驱逐,对于曾布及弟弟蔡卞等政见不合的改革派官员也进行了打压。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二日,蔡京根据徽宗即位第一年收到的奏疏进行审查,将官员分为正等和邪等,具体分为正上、正中、正下、邪下、邪中、邪上、邪上尤甚七个等级,共计583名官员。崇宁二年(1103年),徽宗下令移除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保守派官员在哲宗殿内的画像,强化了朝廷中的政治清洗。
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诏将309名前朝官员列为“元祐奸党”,将其分为文臣、武臣、内臣和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几等,这份名单由徽宗亲自书写,在文德殿门东壁刻石,随即颁行天下。
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天空中出现彗星(X/1106 C1,也称1106年大彗星,该彗星在中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史书中都有记载),使徽宗决定减轻对元党人的惩罚,下诏毁除地方州郡的元祐党人碑。几天后,再次由于天象异常颁布大赦令,恢复部分被贬官的元祐党人的官职。
徽宗执政期间,通过御笔手诏,绕过通常的官僚程序,直接下达到相关部门执行,不断强化君主中央集权。该制度也成为了蔡京掌控朝政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为了支持奢靡的宫廷生活,徽宗下令从江南运送营造园林的岩石和木材,并任用宰相蔡京和宦官童贯等人,向民众征收重税,在测量土地的时候,使用比正规尺度短百分之八的原本用于乐器测量的“乐尺”,以产生多余的土地强制编入国库。同时,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徽宗还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投入宗教设施的建设,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宫观的土地赋税制度滋生了大批宗教贵族,过着奢靡腐化的生活。徽宗统治时期,社会矛盾渐趋激化,民众起义不断发生,先后爆发了方腊起义、宋江起义这两场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方腊在江南起义。当时徽宗正与金相约攻打辽朝燕云十六州,得到方腊起兵、宋军节节败退的消息,罢北伐之议,派宦官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统兵南下。方腊起义爆发后,宋江也在河北省起事。宣和二年(1120)冬,徽宗命曾孝蕴为青州市知州,率兵镇压宋江,但因南方的方腊起义迅速发展,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南方,宋江借机得以发展,率领三十六首领横行河朔。面对南北两场起义的局面,亳州市(今安徽州)知州侯蒙上书徽宗,指出朝廷可以赦免宋江之罪,命他讨方腊,让起义军自相残杀。徽宗采纳其意见,命侯蒙为东平县(今山东郓[yùn]州)知州,但侯蒙还未赴任,便撒手人寰,招降计划未及施行。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等人转战至连云港市(今江苏连云港西南),遭到海州知州张叔夜率领的官兵的埋伏而大败,张叔夜随即在此时招降宋江。宋朝招降了宋江后,徽宗便派其去攻打方腊。宋朝官军与宋江义军最终于宣和三年(1121年)八月平定方腊起义。
景德二年(1005年)澶渊之盟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宋朝一直通过向辽输送岁币维持和平,尽管宋通过与辽的这种和平关系,在边境贸易中获得了远多于岁币本身的商业利益,但很多宋朝知识分子将与辽的同盟视为耻辱,并且一直期望收复从五代十国时期便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地区。
徽宗时期,与宋对峙的辽国国势日渐衰弱,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迅速崛起,政和五年(1115年)在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金朝,使宋徽宗看到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希望。政和五年(1115年)四月,徽宗在延庆殿召见辽国降臣马植,得知了辽国的混乱局面以及女真的军事胜利。赵良嗣认为现在是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且燕云十六州的百姓一定会欢迎宋军的到来。徽宗被赵良嗣说服,不仅授予其官职,还赐其赵姓,成为徽宗最信任的使节之一。但此时宋朝内部也存在主和主战派之间的分歧,以大臣王黼[wáng fǔ]为代表的主和派认为,宋辽之间的军事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且与好战的女真联合夺取燕云十六州最终还是会被女真所侵占。
在政和七年至八年(1117-1118年)这段时期,徽宗正痴迷于道教神霄派,在各地大肆营建神霄玉清宫,因此深信天神庇佑,决定联金抗辽,撕毁与辽的同盟关系。政和八年(1118年),徽宗派使节马政前往金朝,得到了金朝的积极回应,完颜阿骨打派遣使者与宋使一同前往开封市,之后又多次互派使者往来,最终促成宋金“海上之盟”,即宋金两国通过渤海国建立的联合攻辽的盟约,两国约定瓜分辽朝领土,其中宋以收复燕云十六州条件,向金支付岁币。宣和二年(1120年),金攻克辽国的上京临潢府[lín huáng fǔ](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宣和四年(1122年)三月,徽宗命童贯率军攻打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反而被辽击退。宋在对辽的作战中的表现暴露了自身软弱的军事能力,辽朝灭亡后,宋金之间脆弱的同盟关系迅速破裂,金朝以张觉叛变事件为由,南下攻宋。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童贯从前线撤回京城,带来了女真人入侵的消息,引发了宋廷的恐慌。三日后,徽宗颁布诏书,呼吁河北省和燕京地区的民众自发起来协助防御,为了平息民怨,暂停了花石纲和制造局,并且发布罪己诏。在罪己诏中,徽宗承认自己即位二十余年的的种种过失,导致天怒人怨,表达自身的悔过之意,废除苛政,希望天下有志之士进谏勤王,以挽回天命。
面对女真入侵的危机,宋廷内部提出了各种应对措施。其中一个是将防守京城的责任移交给太子赵桓,而徽宗离开开封市,在更安全的江南重建朝廷,但吴敏和李刚为首的近臣认为这与投降无异,因此徽宗选择称病内禅,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宣和七年(1126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赵桓登基,改元靖康之变,成为北宋的最后一位君王,史称钦宗,徽宗便以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的称号退出了政治中枢。
徽宗内禅后,得知金兵已经渡过黄河的消息,十分恐慌,便借口去亳州太清宫烧香,仓促南逃避敌。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十五日,徽宗一行渡过长江,来到镇江市,暂时躲避北方战事。而北方的开封市城下正经历着金兵的第一次开封之围。朝野将责任归咎为徽宗朝的腐朽统治,太学生陈东反复上书赵桓,要求处死伙同徽宗南渡的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邦彦和朱勔[miǎn]“六贼”。
靖康之变元年(1126年)三月,大臣汪藻上书宰执,以徽宗在江南驻耗费民力为由,请求徽宗返京。同年四月,徽宗一行返回京城开封。徽宗返城后,与钦宗在权力问题上产生矛盾。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金兵再次围攻开封城,月底趁大雪天气攻破开封外城,京城宋军无力抵抗。金朝向钦宗提出,将徽宗送往金朝作人质,希望宋朝主动投降。十二月二日,宋向金递交降表,对金称臣。次年,徽钦二帝、皇后、皇子、公主及大批宫女被押往金营。
金天会五年(1127年)五月,徽宗到达燕京(今北京),十月又被带往洛阳市(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宁城),在北行期间,徽宗对亡国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这样命运多舛的君王前所未有,通过阅读《春秋》,徽宗对在南方称帝的赵构抱有了希望,并试图和南宋与金。金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徽钦二帝再次被押往更北的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进行了受降仪式,徽宗和赵桓分别被册封了昏德公和重昏侯这两个封号。同年十二月,徽宗、钦宗到达韩州(今辽河一带),金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被迁往更北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度过余生。
绍兴五年(1135年),在五国城被囚禁四年多的徽宗逝世,徽宗遗言中请求将自己安葬在宋朝的土地上,但被拒绝。 完颜亶时期,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在宋徽宗死后,追封徽宗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去掉了之前带有侮辱含义的命名。南宋遥尊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赵构与金议和(绍兴和议),双方同意将徽宗棺椁迁回南宋,葬于永佑陵,次年加尊为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为纪念徽宗,高宗将各地道观改名为报恩广孝寺,在徽宗生日时进行祭祀。
宋朝皇陵布局仿唐而规模逊之,在封土为陵、帝后异穴合葬等方面又拟汉制,没有太多的创新。绍兴五年(1135年)徽宗崩于北国,南宋遥上陵名“永固”,绍兴十二年(1142年)金朝归还徽宗梓宫,葬于绍兴,次年改陵名为“永佑”。元兵克杭州市后,永佑陵等宋陵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十五年(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西番僧总江南佛塔事杨琏[liǎn]真伽与演福寺僧允泽等人盗掘绍兴诸皇陵,永佑陵亦被盗掘,如今封土已不存。
徽宗即位初期希望打造一个调和保守派的改革派的联合政府,改元建中靖国。但不久便倒向改革派,改元崇宁,意为“崇法熙宁变法”。崇宁元年(1102年),根据奏疏将大臣们划分为正邪若干等级,次年在各州立《元祐党人碑》。徽宗时期的政治,名义上打着绍述新法的幌子,实际上成为蔡京及其党羽的专擅统治。
1.用兵西夏
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任命陶节夫为陕西省转运副使,备战西北方的西夏。不久,蔡京命驻扎在熙河的王厚招降西夏监军保忠,西夏以此为借口在边境增兵。最终,徽宗开启与西夏的战端,与西夏互有胜负,经过十余年的拉锯,于宣和元年(1119年)重归于和。
2.用兵河湟吐蕃
徽宗即位初,为了营造安定的政治环境,善待河湟吐蕃俘虏,并给陇拶[zā]封官赐姓,对吐蕃问题处理较为得当。蔡京掌权后,徽宗以“绍述”为名,趁河湟吐蕃内乱,用兵河湟。崇宁二年(1103年),派王厚、童贯自熙州出发向河湟进军,首战告捷,克复湟州(今青海乐都)。经过一年的战斗,宋军彻底打垮河湟的吐蕃部队,控制了青海省东南部的黄河以北的地区。经过这一打击,吐蕃政权灭亡,宋朝将州改名西宁市,河湟地区正式隶属北宋管辖。但徽宗的这种穷兵武的行为,耗费宋朝大量军费,社会内部矛盾更加严重。
3.用兵卜漏
宋朝泸州市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政和五年(1115年)正月,泸州长宁军(今四川长宁)多罔部首领卜漏起兵叛宋。为了平定叛乱,徽宗派赵遹[yù]统兵讨伐,扫平二州八县,拓地千里。在讨伐卜漏的过程中,宋军也出现了诸多烧杀抢掠的残忍行为。
1.园林建设
自端王时期开始,徽宗便广泛收集各种古玩花石,即位以后依然乐此不疲。崇年四年(1105年),徽宗设立了专门收集贡品的机构,开始大规模运输花石镇,由朱勔负责花石纲的运送,耗费大量民脂民力。政和四年(1114年),为了讨好徽宗,童贯等五人重建三官庙,仿照江南园林建设,极尽奢侈。富丽堂皇的延福宫得到了徽宗的夸耀。继延福宫后的又一大工程是华阳宫的建设,艮岳位于京城东北艮卦方向,又称华阳宫,是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园林。
2.方田均税
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为缓解北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蔡京提出恢复赵顼时期的方田均税法,以“崇宁方田敕令格式”呈给徽宗,得到了徽宗的支持。崇宁四年(1105年)七月,徽宗下令提举司查验税赋不均的县,为之置方田。但实行期间流弊层出不穷,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徽宗下诏暂停方田法。一年以后,徽宗再次下令推行方田,但执行过程中依然因土地实际肥力出现了偏差,难以做到均平税赋,此外还有地方官吏趁机盘剥,导致民怨滋生。最终方田均税法草草收场,于宣和二年(1120年)全面停止,彻底失败。
3.币制改革
徽宗在推行方田均税法的同时,还改革币制,铸行当十钱和夹锡钱,以统一全国币制。另一方面,徽宗时期,由于官俸庞大、大兴土木和穷兵黩武,财政入不敷出,便假借绍述之名改革币制,以此掠夺百姓财富。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徽宗下诏铸造以一文当十文的铜钱和夹杂铅锡的铁钱,导致市场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很快使朝廷发行的钱币信誉大减,民间私铸钱快速发展,市场币制更加混乱、钱币真伪混杂。政和五年(1117年)五月,徽宗下令废止夹锡钱,徽宗朝的币制改革宣告彻底失败,不仅没能缓解北宋的财政危机,反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1.宗教政策
徽宗的艺术活动、政治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对道教的狂热的影响。政和七年(1117年)夏,徽宗将自己册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并对佛教大肆攻击。宣和元年(1119)徽宗下诏宫观道士与地方官员地位平等、以礼相待。重合元年(1119年)冬,徽宗设置二十六等道官官阶,极大提升了道士的政治地位。徽宗的这种崇道毁佛的行为引起了诸多儒学家及僧侣的不满,宣和六年(1124年)甚至还有佛教徒不惜以殉教抗议徽宗的排佛行为。在徽宗朝,道士受到了皇帝的重用,著名的有刘混康、张怀素、林灵素等人,受到宠信的道士们为讨取徽宗欢心,争相奏报祥瑞。宣和七年(1125年)因金军南侵,徽宗宣布取消道官设置。
2.艺术政策
崇宁二年(1103年),将作监李诫完成了第一部官方建筑指南《营造法式》,其中规定了宫廷建筑的工艺及管理等内容。为了提高宫廷画师的水平,在徽宗统治时期,宫廷画师必须接受国子监下辖的画院的系统培训,并以考试的方式进行遴[lín]选。在徽宗的这些艺术政策下,中原地区宫廷艺术空前繁荣。
徽宗是一位在诗书画三种艺术形式上均成就斐然的艺术型皇帝,尤其是所引领的宣和画院创作的花鸟画,在中国传统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徽宗融合众多画家的优秀之处,吸收黄荃[quán]、崔白等人的画风,且其本人也具有深厚的儒道文化功底,最终形成了一种兼具诗意与富贵的“宣和体”画风。其作品现今大多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波士顿美术馆等地。
宋徽宗精通草书、行书、楷书等十多种字体,其中最为著名的为其在崇宁二年(1104年)所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楷书字体——瘦金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熟。瘦金体书,特征是笔画细瘦,在转折处,将藏锋、露锋、运转、提顿等痕迹强化并保留下来,成为瘦金书的基本笔画架构。如写一横,起笔处是尖,先斜下,而后横行,收笔留有一顿点,即是特点之一。结体虽楷,而整体运笔,大都直来直往,飘忽快捷,似行如草。徽宗在位25年,先后铸造了圣宋通宝、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重和通宝、宣和通宝等6种钱币,其中崇宁通宝为宋徽宗亲书的瘦金体,是北宋钱币中版别最多的,在考古学和收藏学中具备独特价值。
现存的徽宗诗词大约300多,包括宫词、道教、题画和感伤四个体裁,多为七绝。其中宫词占比最多,有296首,这些宫词虽然是诗歌,却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充分反映了徽宗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描写了下棋、将军虫、饮酒、赏景、奏乐、灯会等各类宫廷活动。道教诗歌有诗52首,题材主要分为《玉清乐》《上清乐》《太清乐》三种,分别称赞道教当中玉清、上清、太清三种境界,描写了当时道教的常见宗教仪式以及徽宗的游仙想象,是徽宗痴迷于道教的鲜明体现。徽宗有题画诗13 首,与前两类题材的诗歌相比,虽然数量少,但是因为抒写的层面多样,是是徽宗诗歌中艺术价值较高的一类,引领了当时的士大夫审美情趣。第四类是徽宗沦为囚徒之后的感伤之作,国破家亡的痛苦体验,反而使徽宗的这类作品成为其现存诗歌中最具审美价值的几首。
宋朝是中原地区茶艺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与宋朝皇帝们的喜爱不无关系,点茶、斗茶逐渐流行,并影响了日本的茶道。徽宗热衷于宫廷生活,对于茶道也颇有研究,大观元年 (1107年)成书《大观茶论》,共包括二十一部分:序、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瓶、杓[sháo]、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其中特别是对宋朝饮茶方式点茶的论述,具有独到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北宋以来中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以及茶文化的系统总结。
在收藏领域,徽宗在位期间将很多古器物进行梳理,形成了《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著作,在当时促进了古器物的研究和金石学的发展,徽宗的宫廷收藏大多在靖康之变和蒙古围开封城期间遭遇浩劫,散落四方。因而,徽宗的这些著作,也为后世的文物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生母:钦慈皇后陈美人。
继母:向皇后(徽宗嫡母),邢皇后,张婕妤[zhāng jié yú],汉灵帝皇后宋氏,德妃(赵煦生母),林婕妤,武贤妃,陈皇后。
兄弟姐妹:赵煦(哲宗),赵佖,赵俣[zhào yǔ],赵似,赵偲[zhào cāi],贤穆等。
后妃:显恭皇后王氏,显肃皇后郑氏,明达皇后刘氏(追赠),明节皇后刘氏(追赠),懿肃贵妃王氏,贵妃乔氏、淑妃崔贵妃等。
皇子:赵桓(皇太子、北宋钦宗),赵柽[zhào chēng],赵楷,赵 ,赵枢,赵杞,赵栩,赵构(康王、南宋高宗)等31人。
宋徽宗在困居燕京期间对自身的反思:“九业宏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奴,故国悲凉玉殿秋。”
元朝官修史书《宋史》中对徽宗亡国的反思:“徽宗亡国的原因不是因为像司马衷的愚笨、孙皓的暴虐,也不是因为像曹丕、司马炎那样的篡权,而是因为他自恃有才,偏心于臣,又十分奢靡,沉溺于道教,导致民力困竭、国政懈怠。”
对其艺术才能,中国古代亦有不少评价,比如明初的《书史会要》中评价:“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这种书法难以模仿。”明代文人于慎行评价:“宋徽宗的书画诗文,时至今日仍然广受好评。”
明万历年间,在《帝鉴图说》中,张居正为了教育年幼的万历皇帝,将宋徽宗作为了典型的反面案例:“徽宗身为皇帝,却弃正从邪,沉溺于邪道,甚至亲受道号。最终导致至北狩之祸,身死五国城,他所信奉的三清天尊者,却没有一个能够救他。”此外还有“应奉花石”“任用六贼”等两则宋徽宗的为君不端的行为。
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徽宗即位初期政治然可观,但不久便腐化,在《宋论·徽宗》中,对于徽宗的诸多为政举措进行了一一批判,并指出徽宗君臣与北宋灭亡的密切关系:”皇帝没有皇帝的样子,臣子没有臣子的样子,沉醉玩乐,在危机面前也不能团结一心,这必定亡国。”
王国维《人间词话》:弗里德里希·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李煜)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赵佶)《燕山亭》词略似之。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在其著作《宋徽宗》中,尽管也承认了徽宗的诸多负面事迹,但最终还是对于宋徽宗进行了相对正面的评价:“他很聪明,饱读诗书,在儒家礼仪、道教天界、音乐和药物学等广泛领域委派专家进行研究。他在艺术上非常有天赋,并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在诗词、书法和绘画上的努力和才华。即使当他受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时,依然以一定程度的优雅和尊严应对苦难,对那些境遇比他悲惨的人表示同情,并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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