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珠,号杜陵内史,生卒年不详,生于苏州,是明朝时期的一位女画家,擅画山水、人物,作品的风格细密精妍,设色鲜丽。她是明朝四大家之一仇英的女儿,自幼聪颖内秀,随父寓居苏州市,受环境熏陶,画风继承其父。
仇珠流传至今的作品主要有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白衣天士》轴和《七夕穿针图》等。
仇珠,生卒年不详,号杜陵内史,生于苏州,长于苏州。仇珠为仇英之女,历代画史都有记载。
仇珠自幼聪慧内秀,稍懂事起,便追随父亲学画。在仇英的指导下,仇珠日渐通达笔墨之道。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尚不能得知仇珠嫁于何人。但这桩婚姻似乎很不合适,据汤漱玉《玉缘画史》介绍,她宁愿一个人去生活,“乐于烧香、弹琴、磨砚及绘画”。
仇珠与艺术订件人有频繁往来。虽不像父亲有明确的长期艺术订件人,但订件人为数也不能算少。仇珠的姐夫尤求与当时的大学者王世贞很熟,有这层关系,王世贞认识了仇珠。当仇珠的《观音人物集》问世时,王世贞专门在集子的前面写了“心谶言”,提高了仇珠的声誉。王世贞还将当时的著名文人屠龙介绍给仇珠认识,屠龙不仅是个诗人和剧作家,他还在茶道、家具、服饰、纸、墨、笔、砚、香和工艺品的研究上都有较高的造诣。屠龙与仇珠的往来,给仇珠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仇珠时常有人要以原有的诗人为其配图。如王宠所作叙事诗《洛神赋图》书法,要求仇珠配图。仇珠即以同名叙事诗书法配绘《洛神赋图》。流传后,王宠的题跋得到了社会广泛赞赏,而仇珠的绘画艺术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某次,一位有地位的贵族妇女委托仇珠绘制一幅生日礼物。仇珠思索再三,绘制了一幅《园居图》,描写在一座园林中,几位贵族女子在幽静的花园平台上作各种娱乐活动。这件作品很得订件人的赞赏。之后,仇珠创作了一定数目这样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实景写照,很显然是受其父早期作品的影响。仇珠的这一类作品,常常彼人们看做是仇英艺术上的再现。
仇珠流传至今的作品不多,但著录中有记载的很多。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五有记:“杜陵内史《形象流辉图册》暮本凡二十幅《渔夫》(张志和)、《观梅》(林逋)、《移居》(葛洪)、《听弦》(韩熙载)、《三酸》(苏轼辈)、《弈棋》(赵孟頫原本)、《雠韦图》、《货郎担》(二幅)、《访古》(明月千里)、《锺馗花月驱妖》、《竹雀》、《查羽》、《玉兰》、《海棠翠羽》、《白燕犁花》、《荷花》、《牡丹》、《子鹅绿芜》、《公鸡秋色》。”
仇珠流传至今作品,主要有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白衣天士》轴和《七夕穿针图》等。仇珠流传下来的作品看,与当时的女画家所创作的笔简意赅的花鸟画偏多是迥然不同的,这显然也是受其父仇英影响所致。仇珠主要是以人物画为主,也画少量山水、楼阁图,但仍是以人物背景来表现的。仇珠特别擅长人物故事画和大士像功德画,且多反映妇女生活。
在绘画技艺上,仇珠基本上承袭其父,但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画风。如在构图上,仇珠很注意人物之间的和谐协调。同一幅画上的人物,都十分注意相互之间举止呼应,甚至眼神的顾盼。
在使用色彩颜料方面,仇珠喜爱用色泽艳丽的色调,又能恰到好处地戒除媚俗浮躁之气,她能利用色彩之间的互相衬托来达到色调的和谐统一。在表现方法上,仇珠同仇英如同一辙,多作工笔重彩,人物的衣纹精细流畅,线条刚劲婀娜,人物情态传神。
仇珠绘制的《白衣大士》轴,画面上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观音,安详平和地稳坐在出水芙蓉之上。除观世音的衣饰略加渲染之外,莲叶、苇草等均用白描勾勒,轻舒漫卷,衬托出观世音一尘不染的圣洁。这幅画由于画得逼真、形象,很易被人接受,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著名文人姜绍书在《无声诗史》中评价此画时说:“于慈容端穆中,妍雅之致,隐然缘外,望而知其为闺秀之笔。”又如汤漱玉在《玉缘画史》中云:“仇氏着色白衣大士像,无论相好庄严,而璎珞上堆粉园凹,宛然珠颗。会稽郡丹青闺秀志称绰有父风,信哉。”
仇珠同其父一样,似乎也不善于诗词与书法作品,甚至图画上的落款与署名也沿袭其父的手法。仇珠只注重于绘画的笔墨效果和物像情态的把握,与文人画家们相比之下,似缺乏借物言志的内涵的深刻性。
王釋登在《吴郡丹青志》中云:“仇氏,英之女,号杜陵内史,能人物画,卓有父风。赞曰:粉黛钟灵,翱翔画苑,寥乎罕矣。仇媛慧心内朗,窈窕之杰哉,必也律之女行,厥亦牝鸡之晨也。”
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五中说:“杜陵内史仇氏,实父之女也,画人物山水,绰有父风。传世者大士像为多,于慈容端穆中,妍雅之致,隐然像外,望而知其为闺秀之笔。”
钱大昕在跋仇珠所绘《洛神赋图》时,云:“洛神,飘忽若神,一扫脂粉之态,真女中伯时(即李公麟)也。”
仇珠的父亲是中原地区古代画家仇英(约1482-1559年),字实父,号十洲,太仓市人。后移居苏州市,初为漆工,周臣发现其有异才,收之为徒。擅人物山水,“明四家”之一。